首先，提出某个东西可以成为解决已有问题的新手段是相当常见的说法，企业技术尤其是这样。它没有办法用旧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所以“它是行不通的，”而提出新的手段，所以是“没人想用的”。代际转变就是这么来的——首先你试图迫使新工具适应旧的工作流，然后这项新工具创建了新的工作流。双方都充满着痛苦和抵触，但是新的模型最终要比旧的好很多。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有一家大公司的某一位VP，他每个月都会从内部系统下载数据到一个CSV文件，再把它导入到Excel，然后制作图表，将图表粘贴到PPT，加上幻灯片和要点，再把该PPT发邮件给20人。告诉这个人他可以切换到Google Docs他们却会嘲笑你；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在iPad上面做他们会笑到从椅子上跌落。但说真的，这种每月来一次的PPT情况报告应该换成一个实时的SaaS仪表盘，它总是能保持最新的状态，而机器学习应该会触发对任何非预期变化或者重要变化的告警，而10M大小的邮件应该用一个Slack频道就能解决。现在你再问问他们是不是想用iPad看看。

在企业界，新技术往往是用新的办法来解决现有问题（或者当然，也可以解决新技术制造出来的新问题）。在消费者产品中，提出人类行为发生改变，进而人类欲望发生改变似乎更为常见。在一些基础方式上，你可能的确在用新手段取代一些现有的行为，就像Word取代了打字机，而电子邮件取代了Word一样，但这样的推理过程在朝着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上层迁移时很容易会导致你得出不可证伪的论断。“千禧一代不那么关心驾驶是因为现在是智能手机赋予了他们自由”，这句话听起来当然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就能确定这句话是对的，更不用说预测了。这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分析。你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你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欲望，这只是一种主观的看法，而不是像1903年的飞行路线图那样进行客观分析——更糟的是，这还需要你的主观看法发生改变。你并不认为你走在大街上时想要听音乐，你并不认为你想随时随地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这种支持进展的理由基本上就是虚假意识——“你认为自己不想要这个，但你错了，有朝一日你会意识到自身感受的真相。”但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再次地，你无法证伪。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你可以将所提出的特定用例的基本能力分离出来。爱迪生认为录音对于布道来说是好的，但对音乐不好，你想说出大家会怎么使用新事物是很困难的，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但相对于根据需要倾听布道来说，录音以及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声音传播是更为根本性的变革。重要的是看到能力的价值，而不是预测任何特定的应用。审视爱迪生录音技术的一个误区是争论大家想不想要布道——其错误在于只是观察提议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实际创造出来的English。用来布道也许并不奏效，但声音可是大生意。

在Cellnet的广告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错误的一个更近的例子：“移动电话是更好的付费电话，对于经常旅行的人来说很有用。”如果你关注的是应用而不是能力的话，你可能就会认为移动的机会是富国25%的人口，除此以外就没有人想用了，但事实上几十年后地球99%的成人人口手里都有一部移动电话。

虽然Cellnet错失了移动电话，但Orange与其实际能力却接近了很多：未来属于无线。为什么电话就得绑定在特定房间的墙上，被一根线牵着？Cellnet在猜测移动电话的应用，而Orange则在讨论突破。

再举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似乎任何一家运营商投资者想要提出的唯一问题都是“3G的杀手应用是什么？”结果证明，口袋里面装上互联网的杀手应用就是在口袋里面有个互联网：一次通用的技术突破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所使能的特定应用，而在于它所使能的一切。我对你怎么用手机来访问全世界的信息并且跟朋友分享东西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比较有把握的是，你一定想要做这些事情。

那么，用例是主观的，但能力是客观的，重要的是能力。真的，重要的新技术赋予了我们超级能力。我们这次造出来的是超级能力吗？电力是超级能力，汽车也是，飞行、移动都是。我可以摩擦一下手表，告诉住在里面的神灵给我召唤一辆汽车过来，然后门外就会有一辆等着我出来。我们可以用之前无法做到的方式去听、去看、去旅行。我们要去哪里以及我们想听什么已经属于次要问题了。你未必能预测应用，但你可以预测的是大家会喜欢拥有新的超能力。至于你想用你的超能力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