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1990 年代民主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的进展，间接促使不少同性恋组织成立。1998 年成立的“同志咨询热线”（以下简称“热线”），是由几位同性恋者所成立的一个长期组织，他们提供专线供同性恋者咨询并协助解决困难。

2000：玫瑰少年带出“天然平等”的一代

据台湾智库在 2016 年所做的民调显示，20 到 29 岁民众有 71.2% 支持婚姻平权法案，之后每增加十岁级别，支持度就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显示年龄越高越保守。尤美女过去接受媒体访问时，对此现象，表示这是一群接受过性别平等教育的“天然平等”年轻人——他们一出生就受到平等价值影响。

叶永鋕（图 / “不一样又怎样”纪录片-叶永鋕篇）

2000 年的“叶永鋕事件”正是促发性别平等教育的关键。

叶永鋕就读国中时，由于女性特质使得他常被班上同学霸凌，还会被要求脱下裤子验明正身，这让叶永鋕不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只敢趁著下课前跑去厕所，最后被发现倒在血泊中，送医后宣告不治。此事件爆发之后，公众意识到一个事实，尽管台湾看似走向开放，事情却没有变得更好。

不少人把焦点放在校园内的性别教育，积极将原先的“两性平等教育法”改成“性别平等教育法”。最终，2004 年所通过的法条清楚写下：“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特质或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别之待遇”。性别从此不只是男女两性，而是多元跨性别。

如今，叶永鋕事件过了 17 年，还是常在同性恋者的活动当中被提及，直播，包含公开表态支持婚姻平权的蔡依林也曾在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里公开纪念他。人们给了叶永鋕一个永恒的称号——玫瑰少年。

2003 - 2010：第一个婚姻平权法案提出，却没人抱希望

2003 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同性恋者大游行，那年的参加人数只有 1000 多人，不少同性恋者知道游行却不敢参加，曹承羲就是其中一人“当年我是就很典型的那种没有资源的同志，然后也不敢出柜”。

这体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同性恋者终究是社会少数，且没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社群，他们希望找到更多同伴。“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2000 年左右），非常不能认同自己是个同志，会恐惧也会怀疑，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刻板印象，那时候就会想多认识更多同志朋友，想了解大家生活是什么样子。”吕欣洁说。

最终，吕欣洁与曹承羲选择加入“同志咨询热线”。几年下来，他们不仅找到更多同伴，也透过组织的资源帮助更多同性恋者解决困难，建立社群。

除了热线，许多组织也积极用各种方式解决社会上不友善的问题，不管是提出法律诉求或是教育，尤其是重视性别议题的人。

2006 年，时任立法委员萧美琴提出了《同性婚姻法》草案进入立法院，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婚姻平权的法案。尤美女形容当时的过程，“闯关不知道几千次，每次提，每次都被挡掉”。最终连第一阶段的“一读”都没有进入，法案就在立法院无疾而终。

吕欣洁也参与了这次的法案讨论，但她却没抱太大希望 “当时真的不期待，就是很清楚根本没人要协助这个法案，这就只会是个话题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

婚姻平权音乐会（图/同志咨询热线）

2011 - 2015：法案再次进展，更多声音出现

2012 年，又有一对男同性恋者陈敬学与高治玮，为争取结婚权再度叩关，他们在登记被拒绝后，就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打算要声请释宪。距离祁家威首次提出诉讼，已经过了 36 年，有不少同性恋团体集结起来声援他们，包含时任立法委员的尤美女。

尤美女说，此案最终会在 2013 年 1 月撤销告诉是有实质效益上的考量 “那时候的大法官组成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群，如果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被驳回后，会不会阻碍接下来的立法，所以大家判断之后，就觉得不如我们先丢立法，所以我才先用个条文提出来”。

同年 10 月，民间团体“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称伴侣盟）将费时两年起草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送进立法院，这草案包含三个部分，其中婚姻平权（含同性婚姻）的草案进入了立法院的“一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