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龙：我认为人才流失与一个领域的影响力有关。其实我宁愿吴恩达像这样在谷歌大脑、搜索、图像识别等领域做出贡献，而不是再写十篇论文。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系。现在驱动人工智能的技术，都是来自二三十年前。只是现在谷歌有了足够的计算力和数据，让这些技术真正发挥作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企业蓬勃发展。基础研究在某些领域会有影响，但只有波及到每个人的生活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吴恩达：深度学习正在起飞，所以绝对值得大量投资。即使我认为AI是一个巨大的就会，我也不认为硅谷的每个人都应该研究AI。应该有人努力研究治愈癌症，有人研究区块链。

　　马尔科夫：无人车商业化会在美国还是中国先实现？

　　吴恩达：我认为让无人车成为现实的方法，是要做出适度的规则变革。人类与无人车的沟通应该通过App或无线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依靠计算机视觉。所谓，我认为哪个国家能和无人车运营商尽快合作，哪个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特龙：我在谷歌负责了几年无人车业务。我离职的时候，无人车的驾驶技术已经比人类司机更好，电脑是更安全的驾驶员。无论怎么测试，无人车都比人类开得更好，而且不需要监管政策调整。现在无人车还没上路，我都快疯了，技术已经可以了。

　　李开复：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无人车上显然更领先。特别是谷歌，特别是听到特龙这番话之后。（笑）

　　但是如果考虑到必要的道路改造，或者让公司不会害怕高额诉讼等因素，我会认为中国机会更大。所以，目前答案是50-50。

　　马尔科夫：新技术是否会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

　　李开复：事情并不总是往坏处发展。比方教育，他俩就是Coursera和Udacity的创始人，对吧？（指向吴恩达和特龙）我们会有更智能的AI算法，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带给更多人教育。当然，直播，也有不好的一面。

　　消极的方面可能是AI巨头会赚到更多的钱，而失业的人会非常无助。那么我们怎样弥合这个鸿沟？除了收税和最低收入保障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办法。这不是一个好答案，我希望大家有更好的主意。

　　特龙：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棒，负所得税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是个很好的办法。AI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问题是如何进行分配。

　　吴恩达：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哪都能生存。由于数字内容、数字教育的兴起，全球各地的人都能因此受益。我认为除了负所得税和最低收入保障之外，我还希望税收可以用于向失业的人提供培训。通过学习，提高他们重新变成劳动力的机会。

　　李开复：我补充两点。一是对于较为贫穷的国家，在AI时代可能很难让国民在产生GDP的岗位上就业。其次，我觉较为贫穷的国家，也很难有足够的税收来补贴再教育。所以可能需要国家之间进行再分配。更直接的说，也许中美两国需要补贴穷国。

　　马尔科夫：我看了DARPA的机器人挑战赛，机器人都是大多是遥控的，在非结构化环境中的自主移动有什么进展么？

　　特龙：我们在无人车方面很有进展。（笑）我觉得遥控是DARPA的错误，我觉得他们退缩了。肯定能做到不用遥控。我觉得一定不要轻易退缩，你不瞄准山巅，就永远不会抵达。

　　我自己就有一个反例。2007年，我可能是无人车领域最有名的人。我碰巧赢了DARPA这个挑战赛，所以变得非常知名。这个挑战赛在沙漠里举行，只要别撞上仙人掌就行。

　　马尔科夫：好像我们撞上一个……你记得么？（笑）

　　特龙：确实……我们先不谈这个。（笑）然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找到我说：“为什么我们不造一辆无人车，在加州所有的街道上行驶？”

　　我说：“这太可笑了，根本不可能。我是已经赢得大赛的特龙教授，没人比我更懂无人车。你说的我做不到。”

　　后来拉里佩奇那年夏天又跑来问我：“做不到是有什么技术原因么？”然后我回家一边想，一边抓头发。这可能是我头发少的原因。（笑）我说没有技术原因，佩奇说那你应该试一试。然后佩奇和希尔盖·布林画出了一千英里对机器来说很难走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