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凯斯?汉普顿（Keith Hampton）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过有关社交媒体的调查，他将这种二手压力称为“关心成本”。他说，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女性都承担着更多关心家人和朋友的压力，因此，在看到女性付出“关心成本”更多时，我们不应感到意外。他说：“当你得知你认识的人正处境艰难时，这不仅为你的生活带来压力，同时也使你能够为他们提供社交支持和同情。”

　　但是网络上的朋友们并不是生来平等的。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可以无上限地一直添加好友，包括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甚至从未见过的人。汉普顿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时刻存在着，这在现代历史中是第一次。” 劳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社交过载更容易影响的，是那些有更多只在脸书上是好友的朋友的人。

　　不我不想帮忙给谁的孩子投票了真的，还有，你是谁啊？

　　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人类只有同时维持100到200个朋友的时间精力这一论断。最近，在一项涉及170万用户的研究中，邓巴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推特用户平均与差不多这个数量（100-200）的人维持“稳定社交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150个经常会想到和联系的脸书或推特好友，而且他们都会定期发出提供社交支持的请求，那么，我们就已经因为处理比我们的祖先多得多的请求而手忙脚乱了。这样一来，我们还怎样容下现实中的朋友们呢？于是，许多应接不暇的用户考虑干脆退出社交网络。劳莫说：“社交过载造成疲惫感的效果是巨大的。”

　　每个人看上去

　　好像都过得比你好

　　除此之外，研究还已证实了一个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结论：人们倾向于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让自己有面子的东西。在喜剧《波特兰迪亚》的一个桥段中，弗雷德?阿米森（Fred Armisen）的角色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周末。他们在酒店睡过了整个周末，这令他们感觉很糟糕。但在早些时候，他们已经发布了许多两人秀恩爱的照片。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的朋友（卡莉?布朗斯坦因(Carrie Brownstein)扮演）翻看他的照片，并恭喜他旅行成功时，他告诉她：“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 她回答道：“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不过说实话，即使人们不把悲伤都裁减掉，反而把生活中无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发出来，我们也不太会注意到。人们的注意力会自动在地位高的人身上流连不去，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漂亮或是富有的人（卡戴珊家族出场啦！）。研究抑郁症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夏洛特?布利斯（Charlotte Blease）将社会地位视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爽的根源。2015年，在一篇名为《太多“好友”太少“赞”？进化心理学与“脸书抑郁”》的论文中，来自利兹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她从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寻找答案。

　　布利斯告诉我们，对于抑郁，有一个从演化出发的解释叫作“社会竞争理论”。它认为抑郁是一整套适应性行为：退缩，萎靡的姿态，缺乏自尊心；这些行为可以使我们的祖先从对抗性的社会接触中脱身，“在不受到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向具统治力的一方表明不参与竞争。”换句话说：用抑郁换活命。布利斯说：“这就是一种降级冲突的策略，一种几乎等同于举起双手投降的不自觉的反应。

　　这种接受服从和低社会地位的适应性行为依然存在于我们身上。在现代环境中，它会在我们感到被高社会地位或声望的人比下去时被触发。布利斯说：“我们被这些人物吸引，继而产生了‘和这些人比，我就是个失败者’的感觉。”

　　别人的社交网站动态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嫉妒之中。

　　嫉妒和攀比：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