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博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试图通过将犯罪分子的人像曝光叠加在同一张底板上来实证地表征“犯罪”类型。大约在同一时间，Lombroso 采取了更为“科学”的犯罪学方法进一步进行了现实的测量。[13]虽然Lombroso 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系统研究犯罪行为的人之一，但他也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科学来对定义“矮化”的“人类类型”的人之一。

　　图6.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试图重建“通用犯罪分子”的肖像。

　　严谨的科学方法凭借时间、同行评议和迭代来去除错误假设; 但使用科学语言和方法并不能阻止研究人员进行有缺陷的实验，并提出错误的结论——特别是当他们先入为主时。这种认识与种族主义本身一样古老。

　　1850——1950年的科学种族主义

　　Lombroso 的信仰伴随着对意大利的“南方人”的尊重，隐含着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种族等级观念。但是19 世纪的美国面相学家们更加注重合理化这个等级：他们是奴隶主。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用颅骨的测量和民族学的论据来表达白人至上的地位; 正如他的追随者Josiah Nott和George Gliddon 在他们《1854 年的人类类型》中引用的：

　　“智慧，有活力，有野心，进步，解剖学上更为高级，这是一些种族的特点; 愚蠢，懒惰，低活动能力，野蛮，解剖学更为低等，是另一些种族的特点。在所有情况下，崇高的文明都是由“白种人”团体完成的。”

　　尽管这本书以学术论著自居了几个世纪，它显示出等同于德拉·波塔的论文中显而易见的面部特征推理和动物类比，尽管在现代语境下，更具侵略性：

　　图7.人类的劣势类型的观念和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像动物这样科学上无效的想法相关。来自Nott 和Gliddon，《1854年的人类类型》。

　　在19世纪后期，达尔文进化理论反驳了人类类型的认识，即所谓种族是如此不同，它们必须由上帝独立创造。然而，通过明确说明人类实际上是动物，而且与其他猿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为莫顿离散的种族等级“学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学说区分出“更人性化”的人（在身体、智力和行为方面更为进化）和“少人性”（进化不足，身体上更接近其他猿，不那么聪明，不太“文明”）。 [14] 达尔文在他的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中写道：

　　“[...]人的身体结构清楚地体现出从某种低级形式的演变轨迹; 或者是一个野蛮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差异。比如由老导航员拜伦描绘的男人，他们把孩子摔在岩石上，就因为孩子弄掉了一篮子海胆；你也想象不出野蛮人会像牛顿或者莎士比亚那样使用抽象术语。最高种族和最低种族的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渐变的。“

　　不足为奇，达尔文认为人性的高峰体现在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慈善家约翰·霍华德等人身上，他们都是英国人，基督教徒，白人，男性，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说，像达尔文本人。达尔文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比他同时代人的更进步）充分表现出普遍的认知偏见——人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

　　基于可遗传的身体和行为特征的同质性，以及种族等级结构的合理化，“类型”理论一直存在到20世纪。等级的细节取决于理论家的信念和同情度。对于德国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来说，犹太人与德国人和英国人共处在高等级别，[15]但在纳粹时代，犹太人已经被诋毁，就像Haeckel 和他的先驱们，为“巴布亚人”、“Hottentots”和其他与他们没有社会关系的外国人分等级一样。例如，1938 年的儿童读物Der Giftpilz（The Toadstool）被用作学校教科书，上面说：

　　“正如通常很难区分可食用的蘑菇和毒蘑菇，一般很难认识到犹太人是骗子和罪犯[...]如何区分犹太人：犹太人的鼻子弯曲，看起来像数字 6 [...]“。

　　图8.Vaught 《实用性格判定》，1902年，第80页。

　　图9 .纳粹“种族科学家”正在做容貌测量，1933年。

　　今天的科学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