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的课越开越少，他觉得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被大家真正地接纳和理解过；但他却越来越见不得那些将本是权宜之计的形婚，活活地失控成一场悲剧的例子。

　　在他的“学员”中，曾有一位容貌姣好的女同和一位家资富硕的男同走进形婚关系，不到一年之后，双方离开了各自的爱人，真正地像“异性恋一样在一起了”。

　　“你真的很难去说这场形婚是成功还是失败，”郭伟说，“但对于他们各自的爱人而言，这种在异性恋故事中常见的‘为现实妥协又自以为找到真爱和所谓安全感’之事，在同性恋身上显得格外悲伤。”

　　培训课堂之外，更多的LGBT群体则选择了对郭伟的警惕甚至排斥。甚至有人在课堂上对着郭伟大喊“叛徒”。

　　有LGBT的NGO负责人认为：形婚本身是一种个人的妥协选择，无可厚非；但培训形婚确实质上成为一种鼓励和煽动，左右了很多摇摆人群的选择。

　　久而久之，郭伟早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彩虹不正确”指责的反抗与挣扎。“随便说什么吧，我也的确没法解释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坦然出柜是个最好结果，但代价是什么呢？”

　　在他还没走出家乡的时候，郭伟亲眼见到一家邻居的孩子一腔热血地和家人出柜，孩子的爹对其拳脚相加、孩子的娘服毒自尽，而在这一切之后，整个家庭仍要受到乡邻的冷言恶语。

　　郭伟认为自己只是不希望这样的代价才能成就每个人的“身份忠诚”：“你脑子一热、痛快了，后面呢？”

　　在他身边的同性恋朋友已经有一些开始后悔和家里出柜，他们觉得如果再有一次选择，他们至少会选择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智识水平和开放程度都不如自己的父辈身上。

　　郭伟认为，形婚其实更多是一种中国特色。在国外很多人选择不出柜，至少可以长期对外保持单身形象。但在中国，不管同性恋异性恋，被逼婚的压力其实一样大。“我承认（形婚）这件事情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但在我们的社会里，它恐怕绝不是一种最糟糕的选择。”

　　在看似对LGBT群体愈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下，隐现着这样一种心态：同性恋没啥，只要不是我家孩子就行。这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同龄层选择出柜，而在原生家庭中选择拖延，甚至形婚。

　　在郭伟看来，真正将形婚扭曲的，是他很久之前参加过的一次“形婚相亲见面会”，中介方在游轮和奢华度假酒店安排不超过十人的，男同和女同“相亲”。郭伟记得面前的那些姑娘“一个个精致得像是电影明星，一看就不是能走进婚姻关系的人，不坚定的gay都能被掰直。”

　　后来又了解了一下，atv，这几个姑娘在这活动中千年不换，中介最后推荐的是面向男同的海外代孕业务。

　　那一天，郭伟早早地逃出了“相亲会场”，心情低落地赶赴一个国内LGBT群体和一家外国基金会的见面活动。当这家外国基金会领导者，听了郭伟从事的形婚培训事业之后，一脸不屑地从郭伟面前一闪而过，连礼节性握手和微笑都没有一点。

　　那一天，郭伟觉得很受伤。“这样的婚恋国情，我也憎恶，但又能如何？你们好，又跑到同性恋的道德高地俯视我了，这和当年异性恋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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