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们要彩排。3 月底，也就是今年 TED 大会开始前一个月时间，所有演讲者都要讲一次给 TED 团队看。他们可以选择在视频电话里说，也可以直接去位于纽约的 TED 办公室。

　　等到大会开始前的那个周末，TED 还有一个全套上阵的彩排。演讲者穿演讲当天穿的衣服，说一模一样的内容、全程拍摄。

　　最后那个彩排也是救急方案。如果最后演讲当中有什么差错，可以靠剪辑补救。

　　每年总有演讲最终效果不够好，靠剪辑也补救不出来。最后那个演讲就不会被放到 ted.com 官网——去年有近一成没能上去。

　　对于大会上另年轻的一群演讲者，TED 管得更细

　　过去几年，每次 TED 大会最开始都是从 TED Fellow（TED 学者项目）演讲开始。

　　这个项目由汤姆·莱利在 2008 年启动，需要 Fellow 自己申请。申请成功后，他们可以去当年的 TED 大会登台演讲，大部分视频也会登上 TED 官网。

　　TED Fellow 是演讲者中最年轻的一群，项目要求申请者年龄小于 40 岁——大概是因为票价的关系，TED 大会现场，除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30 多岁在人群里就挺显眼了。

　　这批人是科学家、创业者、记者、导演、活动家。

　　他们的演讲经验普遍少于主场的演讲者。为了确保效果，TED 要求每个人必须提交演讲稿全文。

　　常住上海的创业者何瑞怡（Matilda Ho）申请了今年的 TED Fellow。TED 在 1 月宣布入选消息后就开始为她提供培训。1 月 26 日开始教授第一堂关于如何准备 TED 演讲的课，这距离登台演讲大约 3 个月。

　　之后就是每两周改一轮讲稿。讲稿里需要拿掉任何大众可能理解有困难的词。

　　时间是被精确控制的，第一年入选的 Fellow 基本都是 5 分钟演讲时间。每次和 TED 进行的排练，都会记时，然后删减、修改每个句子控制时间和节奏。

　　何瑞怡谈的主题是耐心：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地方，放慢速度做一个更有耐心的食品生意。她创办了两个公司，一个是刚成立没多久的食品技术孵化器 Bits x Bites。另一个是生鲜食品电商一米市集。

　　5 分钟很有限。她的演讲从儿时学鸽子魔术养成耐心开始，谈到中国的极速增长以及相应的食品安全问题，再到自己做两个公司来解决问题。演讲本身很流畅，但对中国情况有基本了解的人，会想知道更多。

　　很多演讲者都对我提到了时间的问题。新加坡海洋生物学家 Mei Lin Neo 说自己并不习惯在演讲里只提自己的工作，不提同行在做的相关努力。但在 5 分钟的限制下，她确实没法谈到那么多。

　　研究肝脏与大脑之间联系的神经生物学家 Diego Bohorquez 也说 TED 演讲比平时难很多，因为他在有限的时间里还需要解释一些如果和科学家演讲，不需要细说的东西。

　　但时间限制也是 TED 能获得如此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限制时间，在确保观众注意力的同时，TED 也确保了每个演讲聚焦在一个点上。

　　发音是另一个 TED 关注的细节。TED 大会目前除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环节是西班牙语演讲外，其他都必须用英文演讲。

　　很多演讲者都有口音。何瑞怡在台湾长大，工作后一度去美国读书工作，7 年前搬到上海定居。以美国人沟通的标准，她的口语也足够流利。但以 TED 的标准，她的发音还需要修正。

　　“比如我说‘good food’的时候，教练会纠正说第一个‘d’发音不够清晰。”何瑞怡说最后两周时间，很多时间被花在修正读音上。

　　为了确保听众能听清楚每个字。TED 会要求演讲者不连续使用读音比较复杂的单词。让演讲者在登台后一开始放慢语速，等观众适应后再加速。

　　几轮修改到最后，负责人莱利会自己修改每一个人的文稿。

　　“我们就和杂志编辑差不多。”莱利打了这个比方。

　　到 4 月 15 日，Fellow 演讲者的文稿最终版确定；17 日，视频连接 TED 做正式演讲排练；21 日，飞到温哥华，确定演讲着装，有人因为衣服颜色影响拍摄效果不得不出去重买；22 日，所有人穿演讲前的正式服装去实地彩排；23 日，大会前一天，TED 安排了一些轻松的活动，做菜、参加晚宴。

　　“你今年要演讲么？”晚宴上，有人问去年演讲的加拿大生物黑客 Andrew Pelling。

　　“幸好不用。”他回答说。

　　题图来源：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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