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前团队成员说：“我有一次跟他开会，我不能直接告诉他说你没有集中注意力。我说，嘿，要是你没有精力，我们可以明天再开会。”这位前成员回忆着当时的情况，Bershara指着门，对我说：“我有20%在这里，80%不在。”然后他就走出了办公室，开始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踢足球。

　　Tilt的福利

　　另一个消息人士还记着，他给Bershara一个关于“公司决定”的深度分析报告，在几分钟之后只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只有一行回复——“看起来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Bershara的领导让一些Tilt中富有经验的员工被疏远了，他们选择了离开，而不是继续挑战他们的老板。同时，Tilt继续吸引年轻员工。

　　“现在对于企业文化和企业创造奇迹的关注太多了，企业并不是一个慈善组织，企业就是企业。”一位前经理说。Bershara似乎决定一直开派对，直到结束。例如去年9月，Tilt的现金危机迫在眉睫，Beshara启动了Tilt最后一次Tahoe湖的热水浴池活动，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员工知道Tilt对外出售已经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Bershara承认：“我强烈地感觉到，你希望最终达成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认为你可以在那个方面走得更远，然而最终你就会错过真正高标准的重点。”在实践方面，Bershara说，这就意味着你要炒掉那些不合格的员工。

　　这一切在Bershara看来，一部分是来自风投的经验。他说起了创办Tilt的初衷：“要么做这个，要么去当研究生，然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个二三十年。我更情愿做这个，从中我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可能这就是一个影响世界的机会，创办Tilt也有很多乐趣。”

　　乐趣，和钱，都很多。大多数的初创公司创办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孩子要富养的人，在拿着主要的股票回报之外，都会给自己开一个微薄的薪水，然而Bershara不同，他的年薪高达20万，甚至更多。

　　变成兄弟会

　　Tilt出售给Airbnb的前一年，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Tilt不断追求用户增长。Facebook首席运营官Owen Van Natta成为了Tilt的非正式顾问。在他的鼓励下，Bershara决定专注于校园。他也决定让产品对普通用户免费，进而让Tilt陷入了支付处理费用的泥潭。

　　很快，Tilt的员工联系全国各地的联谊会，鼓励他们通过Tilt app组织活动。大家都说以校园为焦点符合Tilt的文化，校园的用户月增长率也提高到了57%。

　　Victoria Limary正在旧金山的新公司LifeDojo工作，她在西安大略大学上学的时候，是Tilt的校园大使。她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挺难的，学生们给她说他们不想在手机上下载全新的app，但是到我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用Tilt了。”

　　Limary的职责包括说服学生领导们在各大活动和筹款活动中使用Tilt。活动越大，她的薪资就越高。她回忆起了一场被认为是重大胜利的活动，活动以联合代表的形式进行筹款比赛，最终产生了将近7万美元的筹款。参与活动的商学院学生只要通过app筹集到了一定门槛的数额，就会获得至少20美元的Tilt鼓励金。

　　这样的营销策略当然极大地促进了Tilt的病毒传播指数，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但是就一个免费产品来说，这些措施非常昂贵，既要支付校园大使的奖金，又要付给Tilt鼓励金以期待用户非经常性的使用。公司是在买增长率，这种已经不再流行的初创公司实践，买回来的是一个问题——如何从这些用户身上赚钱。

　　此外，Tilt很少投资那种可能鼓励产生用户粘性的用户行为。公司的最后一个产品发布会在9月，这场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事件票务功能，不如说是帮助室友付租金或公共区域费用的一个工具。一位消息人士说：“他们在追求一种东西，我把它叫做虚荣心指标。”我们甚至于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Tilt的总商品价值在面对一个潜在的、有用的指标时，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虚荣心指标，因为Tilt不对产生总商品价值的最受欢迎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Tilt的战略有重大失误。作为多对一支付来说，Tilt输给了PayPal所有的Venmo，它专为一对一支付设计，却也容纳了团体支付。作为一个超越了用户既有社交圈的大型众筹服务来说，Tilt输给了GoFundMe、Indiegogo和Kickstarter。而作为一个专业的票务运营者来说，Tilt输给了已有的专业服务Eventbrite和Splash。

　　到2015年，公司的价值主张越来越不清楚。TechCrunch写道：“Tilt的服务不仅要是众筹，还要为了内部使用或作为公司Tilt开放平台的一部分开发开源服务。”一些员工开始怀疑，Beshara是否相信他自己的炒作。

　　Tilt的福利

　　结束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