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绝大多数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仍需要与公安打交道。在“笕桥机场黑飞事件”的第二天（1月16日），公安部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提出，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机、动力伞、三角翼等将被处以五日至十五日左右的拘留，但真正管理起来并不容易：有人在自己屋里飞，到天台上起飞，或是人机分开，人在一地，飞机在另一地。拍照后人先走，飞机飞高。当警察接到举报赶到时，往往人已经打车离开，而飞机则不知所踪。

同时作为无人机代理商和记者的韩丹，能够理解政府的纠结：一方面，是无人机风险的不可控，它不仅可能干扰飞机，拍摄机密，甚至“我弄个传单，带到空中一洒，再简单一点，用一袋面粉就能把人吓死，谁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化学品？”但另外一方面，却是在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困境：在大多数人通过微信群或社交媒体联系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失去了所有无人机飞行者的渠道，也无法为无人机用户提供更深度的解读。“连发公告都找不到人在哪里。”

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作为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提供者，大疆、零度及其他几家国产无人机大厂被迫承担起了保证公共安全的任务。大疆在黑飞事件后加大了安全禁飞区，并且许诺对破解漏洞进行弥补。零度及其他厂商则推出距离更近，重量更轻且只能在一定距离内飞行的自拍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可能的安全风险，而但在后续采访中，多数飞行爱好者对由企业进行牵头规范表示悲观。理由是：作为无人机厂商，过分扩大无人机的安全性，就是在削弱它的产品体验。

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牌局：政府需要更多的安全，厂家需要卖出更多的无人机，航拍爱好者希望更多的飞行自由，目前看来，三方互不相让，执照和法律空缺则卡住了每一个妥协的空间。只有一种受益者：地下流通的山寨无人机，或是早期流传的大疆破解版。这两种无人机没有禁飞区设置，但也没有明令禁止流通，因而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 不过，由于缺乏执法标准，这些无人机在禁区内飞行造成的后果，却会由所有的无人机爱好者来承担。

多数无人机爱好者对这些困境一筹莫展，但他们仍不想放弃。 “ 要是全禁了，索性就黑飞了。” 不止一个无人机爱好者对记者说。

一张2015年的外滩航拍照片。但现在外滩已经被划入了限飞区。

但大部分人都承认一个事实：无人机的浪潮已经到来，对于这一 “ 天外来客 ” ，不可能通过粗暴的行政手段阻止，而只能通过新的管理办法去调整和适应。

在前瞻产业研究院总结的《消费级无人机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中，对于中国消费级无人机的未来给出的这样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将会发展到 750 亿，其中无人机航拍约为 300 亿，这大概是现在整个无人机总市场的十倍。2016年两会，会场外全面禁止无人机飞行，会场内却有三位人大代表，以及民航局长、中部战区空军司令纷纷表态，呼吁对无人机尽快立法进行规范，明确主管部门的彼此权责。

无人机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这不仅仅有安全和市场考量，也包括侵犯隐私，财产的界定和对于个人空权的思考。它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控制和安全因素，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 —— 一种把三维世界纳入到现有二维管制的努力。

但韩丹认为，这正是无人机的魅力之处。“以前我们想象全部都是两维空间想事情，东南西北中，上面这个是没人想的，就是这个三维空间没人想，有普罗万众全部接触到无人机，他人的思想方式就会想到空间。就完全不是一个维度想事情了。”他拿大疆创始人汪瑫举例：“如果他爸爸不让他，不给他钱玩航模，哪里会有现在的大疆？”

他目前在做一件更大的事：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进行无人机的社群建设。目前，他拥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无人机社群 “ 航拍江湖 ” ，在他的构想中，这个利用支付宝的生活圈建立的社群包括航拍分享，知识传播，售后服务，还可以利用圈子中的航拍资源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在 2020 年，中国消费级无人机有 300 万架，而他希望其中有 50 万个无人机消费者都能进入他的社群。“基本上是每市每县，下到乡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