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3GPP第75次全会上，5G加速提案通过了。

　　5G的大规模部署提前了6个月，这是新提案挤出来的时间，不长，但足以改变很多人的计划。

　　回望过去30年，每一代标准的推陈出新，大抵都以10年为周期，但它的产业化节奏，其实是越来越快的。

　　全球第一张模拟网络的商用时间，是在1979年；第一张GSM网络是1992年商用；第一张3G网络2001年商用；第一张4G网络2009年商用。

　　从2G开始，每一代技术规模商用的时差，分别是13年，9年，8年。

　　而现在，第一张5G网络的商用部署，也不会晚于2018年。

　　比如韩国KT已经计划，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率先推出基于5G的超高清远程实时直播服务。

　　事实上，4G与5G之间的距离，也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遥远。

　　在实际的商用部署中，每一代的技术变革，往往都被拆分成多个阶段，以更平滑的升级方式分步完成。

　　其原因是，对一个建网成本动辄以千亿计算的重资产行业来说，固定资产保护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虽然每一代通信技术之间，都有革命性的性能提升，但从技术而言，它们大多都是从质变到量变的演进结果，而少有凭空出现的颠覆变革。

　　从2G到3G，从3G到4G，乃至从4G到5G，都是如此。

　　相对4G而言，所有的5G候选技术中，没有哪一个是真正原理性的革命性技术。

　　无论基于频域、时域还是空间域，无论是基于矢量处理的大规模基站，还是开发高频段的毫米波，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依然还是已知技术的扩展、升级与组合。

　　最重要的是，其中很多技术，都可以提前在4G网络中部署应用，并在空口标准升级到5G后继续延用。

　　比如Massive MIMO（大规模天线阵列）。

　　这一技术将天线的端口数，从传统的不超过8个，提升到超过100个，并将信号导入复数域，进行大规模的预编码，从而实现频谱效率的大幅提升。

　　2016年6月，软银与中兴已经在真实的商用环境下，验证了Massive MIMO的极致性能。

　　在东京城区4个地点进行的实验中，Massive MIMO让LTE网络实现约6.7倍的平均速度提升，单小区峰值吞吐量达到316Mbps；能同时接入200个UE做不同业务：对于小区边缘的弱信号区域，实现了较传统宏站8~10倍的上网体验提升。

　　除此之外，MUSA（多用户共享接入）、UDN（超密集网络）、RAN虚拟化等技术，也都是可以提前在4G网络中部署的5G技术。

　　这也正是5G加速提案的意义所在。

　　提案明确，非独立的5G空口标准，将于2017年12月完成。

　　这个标准定义了现有LTE与5G的融合组网模式，并借助LTE与5G无线系统之间的双连接提供较高速率，开奖，从而使现有LTE的运营商快速实现实现5G的运营和布署；而等到独立的5G空口标准完成，可再将5G独立组网使用。

　　所以，这就是5G的前哨战。

　　在此之前，业界普遍认为2020年才是5G的商用元年，现在为何又要提速？

　　显然，随着移动宽带业务的爆发增长，疲态尽显的4G网络已经难以支撑到预定的时间节点，通往5G的过渡技术自然成为了产业的大势所趋。

　　虽然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商用还有待时日，但无论是运营商还是设备公司，抢先完成圈地的示范效应，都有助于在后续竞争阶段对竞争对手的压制。

　　所以我们看到，支持5G加速提案的清单中，从AT&T、NTT Docomo、KT、沃达丰、德国电信等知名运营商，到华为、中兴、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等最核心的产业链巨头，都一致希望推动5G的商用提前。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好中兴？

　　先来看一下5G的竞争格局。

　　高通在CDMA领域一家独大的历史，在5G阶段已经基本不可能重演。

　　经过30年高速发展，移动通信的游戏规则早已固化，对未来的走向，每一个玩家都有成熟的预判与布局。

　　时至今日，无论是中兴、华为、爱立信、诺基亚，还是高通、英特尔，都已经有多年的技术与产业积累。更何况，5G的开放性，让更多行业、更多领域的跨界巨头也拉入了战场。

　　这意味着，5G的技术与产业力量，将更加多元，更加分散。

　　已经没有哪一家公司，敢说在这个领域已经拥有绝对优势。

　　战略方向上的布局，分不出结果，决胜就只能考验战术与执行力。

　　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对节奏的把握。

　　每一代技术的变革，都是机会与挑战并存。无论是芯片、终端等产业链，还是运营商，新技术的上马都需要过程。如果切入过晚，固然会丧失先机；如果切入过早，同样也可能成为红海竞争中的致命空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