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国抓住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升级，帮助美国完成了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从 60 年代到今天，美国引领了从半导体、PC、互联网几乎所有的科技潮流。这使得劳动力的技能转化成为可能。在所有的泛信息类职业中（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师、秘书、操作员），只有与IT 从业人员占比在 1970 - 1995 年增加了 50%，其他类别的比例不是停滞就是下降。

1957 年，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晶体管发明人之一 William Shockley 回到家乡 Palo Alto，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公司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无需多言。它的员工日后成立了 Intel、AMD、国家半导体等芯片公司，以及红杉、KPCB 这些风投基金。仙童和它的追随者们在 60–70 年代带动了全美泛信息行业的发展。到了 1970 年，泛信息行业从业人员已经占全美总雇佣人口的 40%。

▲ 仙童半导体的 8 位创始人。

时至今日，全世界前五大上市公司中，有三个均属于 IT 巨头（Apple、Google、Microsoft）。相较其他行业，信息业最大的贡献是人均生产率高。正因如此，科技类大公司才会不断发展，以至于成为今天的最大市值公司之列。而信息业就业人口和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人均生产率的整体水平提高。

美国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带有新技能的劳动力聚集（硅谷），形成了大批量的科技公司；以及最重要恰恰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通过向军人提供免费教育、鼓励社区大学等政策，解决原来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当我们从马车过渡到汽车的时候，赶马车的人就基本上失业了。这些失业的人干什么去，是每一次经济转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旦找到答案，拥有新技能的劳动人口将能与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产生乘数效应。

作为大国，美国凭借科技对劳动力技能进行大规模地转化，重新塑造了国家竞争力方向，并以此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以服务业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越少的地区，开奖，越容易发生经济转型。韩国选择了文化产业，香港、新加坡则转向了金融和旅游。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日本，还在寻找清晰的转型方向。

美国经验的宝贵在于，它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转型的大型国家，诀窍在于抓住了科技升级的 “风口”。美国现在有 1.6 亿的劳动力，其中 1900 万人从事工业。而 1978 年美国有 1 亿劳动力，其中 3200 万人从事工业（变化趋势可见文中第一张图表）。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年的科技升级进程中，美国一共净转出了一千多万的制造业工人。

然而这样的成绩与中国的现状相比，似乎有点杯水车薪。中国目前有 7.8 亿的就业人口，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大约为 38%、27.8%，34.1%。农业、工业就业人口加起来接近 5.2 亿。假定短期时间内中国人口不会遇到明显变化，除非我们像美国一样抓住科技升级这样的机会，否则对五亿人口进行技能转化，是个很不容易的事。

　　▲ 图表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既然无法直接将劳动力技能转化，使得近五亿人口转向第三产业，中国应该将制造业留在国内，做一次升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非任由其流向成本更低的地区。

这几乎是转型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因此，政府近日出台政策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明确 “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积极探索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知识价值的有效方式”，为的就是加速实际应用。受政策影响，资本也会关注一些制造行业科技升级项目，因为这类技术对于制造业转型而言，可谓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