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昌业

　　12月5日晚间，阿里影业 （HK:1060）发布公告，宣布阿里影业董事长俞永福兼任CEO，原CEO张强和原总裁张蔚转任联席总裁，向俞永福直接汇报，并同时宣布对组织和业务形态进行全面升级，在内部组织方式上致力于成为内容产业的“高盛型组织”，并推出类似于“业务合伙人”形态的管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俞永福以阿里文娱董事长兼CEO之身一肩挑阿里影业董事长兼CEO其实并不意外，自两周前俞永福接替邵晓锋担任阿里影业董事长的那时起，明眼人就知道，这位阿里文娱集团的董事长兼CEO，这位在内部信当中自称“班长”的实权人物，在阿里影业扮演的绝不会只是过去邵晓锋所担当的战略层面的角色，他既然要真正高效地实现“一张图、一颗心、一场仗”的阿里文娱整合目标，CEO的战术执行也必是要亲力亲为。

　　倒是张强改任联席总裁的安排还是有些出乎意料，这与3个月前，宋柯、高晓松在阿里音乐的明升暗降的体面相比，明显有着差别对待，当然这里也显示出了俞永福以及阿里文娱在战略上对阿里影业的定位还是与阿里音乐有着明确的不同。而人事的变更，以及在组织结构改革所体现出的战术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衔命马云意志的俞永福对阿里影业两年来的业绩的鲜明态度。

　　阿里影业这两年：高起点创业的窘境

　　俞永福在内部信中将阿里影业的起步定为“高起点” （文末附该内部信）。是的，以62亿港元收购文化中国而起的阿里影业，与BAT其他两家涉足影视的方式相比堪称豪奢，马云的决心和魄力不言而喻，并购之初更是将阿里影业定位为阿里文娱布局里的业务旗舰——雄心、野心显而易见，当然也令外界对阿里影业从最早开始便充满期待。

　　马云或许早前不知道影视业的深浅，但他购买一家在港上市的影视公司，并选择了张强担任CEO掌握执行层面的权力还是显示出了其虚心的姿态——请一个当时中国影视业最资深企业 （中影）的高管来带路，让互联网基因的阿里人迅速掌握影视企业的运转密码，毫无疑问是一个纸面上的良策。

　　尽管承继了文化中国此前与周星驰、王家卫、陈可辛、柴智屏四人20部的片约，但张强的CEO任上只接近完成了王家卫的一部《摆渡人》，但该项目自2015年1月发布以来，延宕近2年，近日才最终要面市——当然，这很王家卫，国内几乎没有出品人、制片人能约束得了王家卫，但对于马云来说，这很不阿里。另外，柴智屏的新剧《三好差生》近日已开机，以及陈可辛监制的《七月与安生》其中有阿里影业的投资 （联合出品），后者在票房和奖项上的丰收算是给阿里影业的一剂安慰吧。

　　另一个更尴尬的状况是，2016年3月，王家卫、陈可辛再次携手阿里影业前身文化中国的董事长董平，入股后者新购的香港上市公司欢喜传媒，根据欢喜传媒之前的公告，“在未来6年内，获得这些导演全部或部分影视作品的独家或优先投资权”。

　　让老阿里人解决阿里影业“不太像阿里”的窘境

　　2015年8月，马云调度了两位阿里集团的干将空降阿里影业，任命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张蔚为阿里影业公司总裁，并负责公司海外业务以及投资并购等业务；任命阿里巴巴前资深副总裁、首席人力官邓康明为公司首席运营官，全面负责法务、财务、人力资源、市场公关等公司管理事务以及公司的电商业务，均向阿里影业首席执行官张强汇报。

　　与人事任命相随的是，阿里影业业务的组织架构也开始全面与传统影业公司脱钩，“将按照互联网公司扁平化的组织生态，聚焦内容研发及制作、宣传发行和电商平台及海外业务四大板块。”“老阿里人”的到来，以及组织结构的调整已是对张强一个明确的信号。

　　有一件事或许无关企业业绩，但对向来注重品牌和企业形象的阿里来说，却是一件可以放大的糟糕事件。2015年11月，时任阿里影业副总裁的徐远翔在一个公开场合，在抬高IP价值的同时对编剧的价值出言不逊，并以大逃杀的“游戏规则”筛选写故事的人 （而不是专业编剧）。随着媒体对此事的发酵，坊间哗然，众多知名编剧纷纷表示“不和阿里影业合作”，董润年、汪海林、宋方金等都在微博上表示“阿里影业，走好，不送”。

　　与行业交恶恐怕是比当年上半年阿里影业亏损4亿多更糟糕的一个坏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