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经上海以后，中国各大学和学术团体都忙于筹集资金，创造条件，以备欢迎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在他第二次路经上海时，也正如《新闻报》指出的一样，“本埠（ 上海）人士甚望更开一欢迎会，俾众人咸得一聆此名（相对论）以宿雅教之念。”但是，爱因斯坦毕竟没有在中国讲学。他第二次到达上海之前，在1922年12月7日自日本京都寄给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 字浮筠）的书信写道：

　　夏博士鉴

　　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安斯坦

　　爱因斯坦是1923年1月2日11 时仍乘“榛名丸”邮船离开上海的。他在埃及塞得港（Port Said）下“榛名丸”，赴耶路撒冷（Jerusalem）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在马德里（Madrid）大学讲演后才回柏林。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表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本文笔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以上日记文字是从爱因斯坦的女婿（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的女儿的丈夫）R·凯塞（Kayser）以笔名A·赖塞（Reiser）在1931年所写的《爱因斯坦传》中摘录的。关于这本传记，爱因斯坦在1931年说：“ 赖塞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的传记中最好的一本。它出自对我个人生活有很好了解的人之手。”

　　3

　　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爱因斯坦未曾如愿在中国讲学，但20年代初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从1917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各种报刊所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相对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兴趣。

　　许崇清（ 时为留日归国不久、后曾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于1917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孓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文中最早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两个基本原理，以及光神以40倍光速旅行之奇妙。但是，这些内容仅是一篇长文中的夹叙，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第二个谈论相对论的是时为南京高师学生的吴有训，他于1919年2月撰写了《第四度量》一文。到1920年，从1 月到12月，报刊杂志关于相对论的文章突然多起来。 魏嗣銮、张松年（ 申府）、任鸿隽、文元模以及其他各种笔名（如“蠢才”）的文章引起了读者兴趣。诸如题为“科学界里一革命”、“二十世纪之牛顿”、“现在自然科学之革命思潮”、“宇宙说”等屡见报端，1919年日食观测证明爱因斯坦的光线弯曲说一事，也在1920年2月的《东方杂志》的“科学杂俎”栏披露；当年11月，任鸿隽在《科学》上发表《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一文。1921年3月2日时事新报还及时地报道了德国反对相对论的一些活动（图4）。为了准备爱因斯坦来华讲演，北京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大学等都曾举行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演讲（图5）。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说：“有了这么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讲演，才能得着真正的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也不辜负他远道来给我们讲演的这一番盛意啊！”（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