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裔美国物理学家戴森曾在纪念杨振宁荣休时写了一篇文章，说杨振宁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既遵循传统文化、遵循历史、遵循科学规律，但又不守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觉得“保守的革命者”很符合杨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戴森还曾在《飞鸟与青蛙》中写道，科学家有两种：一种像鸟，飞得很高，纵观全局；还有一种是青蛙，守住一个区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边，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得很仔细。戴森认为杨振宁是飞鸟，有大空间尺度的眼光，能够俯瞰很多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细节，注重实验。我想杨先生在科学上之所以成功，跟他的这种“保守的革命者”、以及既有大局洞察力又注重实验细节的特点很有关系。

　　杨振宁先生观察中国事务，也具有这种历史长尺度和空间大尺度的大局观和洞察力。他早年身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1937 年，他颠沛流离，从北平到安徽又到昆明，深感当亡国奴的危险和耻辱，对“救亡图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新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局历史观和对祖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性的进步深有体会，对中国的前景看好。在近作《曙光集》中，他说，他和西南联大同学们成长于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因而把书名起为《曙光集》。

　　现在网络上谩骂、造谣和污蔑杨振宁先生的话很多，我想他不在乎这些。他几十年来被人骂惯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盯着他，因为他是在中美中断了20 多年关系以后、于1971 年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回到美国后他到处公开演讲，称赞新中国的成就。中苏关系交恶的年代，苏联人也时常攻击他，说他是中共在美国的“第五纵队”。由于他说了很多大陆的好话，台湾和海外许多亲国民党的华人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攻击他，攻得非常厉害。杨振宁1997年在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中心（现在叫高等研究院），2003 年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国内一些人说杨振宁到清华是来享福的。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可以负责地说，杨先生之所以回到清华完全是出于家国情怀，是为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杨先生回清华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胜枚举，这里我只简而言之。杨先生认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起点在清华的科学馆，当时他只有7 岁，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在人生的终点又回到清华科学馆，画了一个圆。我认为，杨振宁回到清华后“画圆”的收笔之作十分出色，做出了一系列杰出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学术领导。他亲手创办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在物理学和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他担任清华物理系的国际评估委员会成员和顾问，帮助清华物理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2016 年9 月19 日，薛其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我以为这与杨先生在清华物理系首次国际评估时强调要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以及他所创建的高等研究院为薛其坤和张首晟两人提供了合作平台分不开。杨先生是“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首任主席、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他的辛勤工作和慧眼，使得这两个奖项声誉卓著，评出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成果。例如，早在1996 年，求是基金会就授予屠呦呦等10 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人员“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而当时没有任何机构授予屠呦呦等人奖项。他还就一些重大的科学工程以及科技政策，发表了真知灼见。最近杨先生关于反对中国现在开始建造超级大对撞机的见解，旗帜鲜明，不管对此持有什么立场，毫无疑问，都可以看到杨先生热爱中国、心系人民的赤子之心。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声誉，以他的博学和见识，杨振宁先生在科学界所起的引领作用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