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谈黄昆先生的“朴实”。我跟黄昆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15 年，跟他无拘无束，没大没小，是世上受他教诲最多的一个人。黄昆在获得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 没有什么神奇的和惊人的地方。”黄昆的内心可能还是比较骄傲的；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正，总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有点成绩也是由于比较幸运。黄昆曾经说：“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黄昆1951 年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没有继续从事他早前在国外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在英国的好几个同学都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你当年没有回国，或者回国后继续做科研，你也很可能拿诺贝尔奖，那么多年只做教学对你来讲是不是一种很大的牺牲？黄昆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说，他是把教学当成科研来钻研，在教学中研究了很多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黄先生带出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后来这批学生成为中国半导体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骨干，他觉得自己教学的成就并不比做科研的贡献来得小。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黄昆先生作为科学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昆把科学研究经费看得十分重。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每接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时，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唯恐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在讨论研究经费时，他坚决反对有的人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他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然后做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的昂贵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黄昆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在科学上做出贡献。”从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1986 年，他带领整个理论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固体的能谱理论”。这个题目囊括了理论组所有11 位研究人员的全部工作领域，总额为人民币2 万元。在这点经费支持下，结合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黄昆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从事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领域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全所乃至全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的工作。

　　我眼里的杨振宁先生的性格呈现多面：既有一位科学大师反潮流、大无畏的“气场”、洞察力和大局观，有时又像一个孩子，对周围一切充满好奇，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皇帝没穿新衣”之类的真话。我曾用“一个真人，一个童心未泯的科学大师”作为一篇追思彭桓武先生文章的标题，现在我觉得以此来形容杨振宁先生，也许更合适一些。请大家看看杨振宁先生的这张照片(图2)，他戴着红领巾跟小朋友在一起品味书香，怀有一颗率真之心。又如他曾在文章中写他父亲，“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只有率真和坦诚的人才会这样写。受“杨翁恋”和各种媒体的影响，外界对他的误解比较多，近二十年我跟杨先生接触很多，所以我想多说一点他的为人。

　　图2. 2005 年6月13 日杨振宁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他的骨子里有深深的儒家传统思想。1934 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请了当年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到科学馆，为12 岁的杨振宁讲授《孟子》。杨先生自认小时候四书五经念得不多，但《孟子》对他的一生都非常有影响。杨先生曾经形容他的老师费米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君子，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不哗众取宠和巧于贬人。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座右铭。杨先生认为，像费米这种品格的物理学家在欧美凤毛麟角，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行事奉行one-upmanship （渴望取胜，为胜利甚至有时可以不择手段），如奥本海默、泰勒、费曼、库恩(T. Kuhn)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米尔斯(R. E. Mills)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为此杨先生提出，欧美多数物理学家的个性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很明显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做人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杨先生的这个想法称为“杨振宁猜想”，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史研究人员研究。2015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纪念杨—米尔斯非对称规范场理论发表60 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杨先生重新回顾了他与费曼50 多年前对物理学发展前景的分歧，他把自己的洞察和审慎归之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