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atv，三思派特约专家）

　　本文试着回答创业和产业是什么关系，其中不得不涉及有关产业政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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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说的创业，start-up意义上的创业，或者说，我们在美国的硅谷、以色列的硅溪，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新技术创新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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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本质是试错。试自己或团队是否为“对”的创业者。同时，这个试错过程又与是否找到“对”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二者皆为“对”，才算创业成功。因此，结果为“对”的创业总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而且，新技术能否产生市场需要的产品和产业，亦即我们以前常说的产业化，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在的供需格局是供给全面过剩，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人们看到的产业体系。这些创业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产业，是政府产业政策推动或指导出来的吗？当然不是。

讨论创业、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笔者觉得，现在的讨论有点乱，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先用排除法，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的东西。

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尽管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甚至有学者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已经有人质疑，这个演化方向如何甄别？我的意见是，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其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有专家认为，美国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考虑的。国家通过反垄断的相关法律，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这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吗？如果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都纳入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真有不能承受之重，也不符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国防领域的研发成果即军工技术的民用化，开奖，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个说法比较勉强。因为，任何国家在国防领域都会有不计成本的大量投入，以研发新的军事技术。但要说这种研发从一开始就有特定的产业应用，是不切实际的。军事技术民用化，至多是一种“歪打正着”的产业政策。

日本是公认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本来也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

◎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

◎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我们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时，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