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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5月12日在伦敦康维堂(Conway Hall)发表的康维纪念演讲，后刊登于Mainsteam, 1960, 13 (no. 7), 7。

　　在本次演讲中，我想试着勾勒一下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在座的如果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和宗教问题，就一定会对其中一些内容感兴趣。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在思考这些主题时，总是倾向于研究我所认为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对中国哲学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它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特征。对中世纪的中国技术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不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发明，比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磁罗盘，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进程。我相信，大家对中国文明了解越多，就越会对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感到诧异。

　　首先，我想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也就是从公元前1500 年左右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制度的起源。不要忘了，中国文明与其他伟大文明总是有很大差别。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河谷文明很早就有了紧密联系，印度河谷的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也有联系。与这些文明没有紧密联系的大河谷文化只有黄河文明。黄河尤其是其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事实上，正如我在后面想要强调的，黄河文明与欧洲的青铜时代由若干线索联系着。但尽管如此，黄河文明的独立发展要多于与西方的联系。

　　中国社会这个最初形态的起源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可以追溯到这里。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大学者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起源可能与开始制造青铜器有关，这无疑是因为最早的冶金家必须有复杂的设备，而这些设备需要保护，以应对原始部落社会乡村生活的变迁和偶然事件。葛兰言追溯了封建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如何转变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城镇式封建社会。

　　例如，我们知道《诗经》中有很多诗都是古代的民谣。我们今天从这些诗中仍可看出，这些民谣是当时青年男女所唱，他们在春秋两季举行的团圆节上载歌载舞以寻找配偶。人们从各个村落涌来相聚于此。早期封建诸侯捕捉到这些聚会之所的神圣性，将其变成封建“邦国”的圣坛或神庙，最早的城镇便是从这里产生的。在所谓的中国封建盛期，即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封建诸侯门下有一批谋臣策士，这些人后来成为儒家。

　　因此，儒家原是封建诸侯的谋臣，此学派(不仅是孔子本人，还有他的伟大弟子孟子和后来的荀子等许多人)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伦理进路，体现了对儒家所理解的社会正义的深刻关切。孔子有许多生平事迹可以谈。有一次孔子乘舆出游，欲渡一河，他和众弟子找不到渡口，遂派一个弟子去向附近的隐士问津。但隐士们讽刺地回答说：“你的老师那样聪明睿智，无所不知，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里。”弟子把这话转告了孔子，孔子很难过，说：“他们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想改造社会。但如果我们不同我们的同胞一起生活，我们能同谁生活呢?鸟兽不可与同群。假如天下有道，我就不想去改革了。”

　　清· 顾见龙《孔子出游图》

　　因此，儒家哲学的一般特征完全是社会的——当然是一种封建伦理，但无疑是极其关心社会的。儒家确信有必要改造人类社会，以在封建习俗之下提供最大的社会正义，他们认为社会应当这样组织。因此，儒家不同于对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方式不感兴趣的其他哲学学派。我方才提到的那些隐士可能就是后来所谓道家的早期代表。我认为中国思想的两大潮流是儒家与道家。

　　明代早期《道德经》版本中的插图，显示老子骑牛西行，遇到边吏关尹。

　　道家自称遵循“道”。所谓“道”无疑是指自然的秩序。道家对自然感兴趣，儒家对人感兴趣。可以说，道家骨子里相信，除非更多地了解自然，否则就不可能合理地组织人类社会。道家留给我们不少重要而深奥的典籍，著名的《道德经》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庄子等哲学家的著作。这些作品流传至今，像一切古代作品那样，可能多多少少有所篡改，但其思想仍然清晰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