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Bruce 响应奥巴马总统的号召，担任了两年的美国国务院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科学特使，帮助下一代的科学领导者跨学科、跨国家和宗教地建立协作关系。几乎同时，他担任了近5年的《科学》杂志的主编，该职位带来的威信为他提供了变革 NIH 科研政策的机会，并在各个层面改善了科学教育现状。他极力提倡科学研究需由研究者发起、始于好奇心的驱动，反对以狭窄的临床转化为目标的研究——如果大规模开展这种研究，只会削弱那些有广泛影响力的开创性典范研究。

　　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见解对当下的科学界如此重要，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多年的职业经验带给 Bruce 的个人体悟：科研的价值在于增加普众常识，而不仅是停留在验证某个单一的假设。很早之前，Bruce 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由私人经营的“小面包店式”的实验室和“大型面包工厂”式的实验室，其产出的价值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应该鼓励小型创新实验室的发展，而不是花大力气去鼓吹大型研究团队的价值。

　　一直以来，Bruce 执著地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目前，他仍在领导处理美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培训的经费危机。Bruce提出因为资金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存在士气危机，这与 Marc Kirschner,、Shirley Tilghman 以及 Harold Varmus 的见解一致。出于对年轻科学家的关心，Bruce 提出并领导了“拯救生物医学研究”项目（），旨在找到并解决那些阻碍生物医学研究的障碍，思考在基础设施方面国家该如何支持生物医学研究发展。

　　Bruce 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推广这样一种管理理念：社会进步依靠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以证据为基础做出决策判断的公民能创建更强大更公正的社会，并得以抗衡某些以非理性方式管理当今世界事务的制度。

　　在基础教育方面，Bruce 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渴望了解周围的世界，每位学龄前儿童的父母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孩子们不断提问“为什么”的阶段。针对孩童们纯真的好奇心，Bruce 尝试着改变相应的教育系统，他认为科学教育不能填鸭式喂养知识、测试及预先备好的答案，要让学生体会到科学的趣味性。

　　1987年，Bruce 创立了“科学和健康教育伙伴关系”项目，汇集了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和旧金山市联合校区的教师等合作伙伴，鼓励从好奇心出发探索证据并获取发现的兴趣研究。作为最著名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的作者之一，Bruce 用他个人的版税启动了这个项目。30年后，这个项目获得了稳健的制度支持，成为国家和国际科学教育的典范，直播，有数百名科学家志愿者参与其中——从学生、博士后、技术人员到教授，与中小学教师形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几乎所有旧金山公立学校都推广了该项目。2011年，该项目被白宫授予“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杰出指导总统奖”。该项目很好地体现了 John Moore 的原则：学习应该是对真知的探索过程，而不是机械地背诵和重复。

　　Bruce 编撰的教科书也体现了同样的理念。Jim Waston 于1978年邀请他写一本反映不断演化进步中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的教科书。这的确是个挑战，Bruce的开创性作者团队奋斗了5年，才推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一版。它成功地定义了该科学领域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空洞地列出似是而非的信息。《细胞分子生物学》现在已是第六版，帮助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年轻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正是这些已知的概念原理，为他们获取新发现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本文的作者之一（P. Walter）是该书最新版的合著者，在编撰过程中，作者享受到了和 Bruce 一起工作的乐趣，在他的带领下，直播，整个团队（包括出版商、编辑、插画家，以及他们的配偶、孩子）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工作 。

　　肖像画中的 Bruce 幽默、淡然，如果不了解他，很难想到他就是那位任期内创下如此丰功伟绩的 NAS 主席。Bruce 本身也似乎是个矛盾体，他强硬又谦卑，严厉又温暖，排他又包容，令人敬畏又平易近人，富有远见又专注当下。事实上这些看似矛盾的特征只是反映了他性格的不同方面：一位谦和、睿智、低调、自信、乐观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举足轻重的工作给他本人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这四十多年里，作为一位独立的科学家、学者、教育家、国内和国际的领导者，Bruce Alberts 鲜明而深刻地引领了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前进，从科学的视角对公共话语和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