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克医学研究奖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旨在表彰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被称为“诺奖风向标”。今年拉斯克奖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Bruce M. Alberts，以表彰其在 DNA 复制和蛋白质生化研究方面的卓越发现。

　　撰文*Peter Walter, Keith R. Yamamoto

　　翻译贾小方、李娟

　　校对 李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是由 Abraham Lincoln 发起的机构，旨在为政府提供科学事务相关的建议，2005年之前已有19位卓越的领导者。2005年，Bruce Albert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两届院长的任期届满，他的肖像画也得以揭幕。画中的 Bruce Albert 佩戴着绘满笑脸符号的领带，热情亲切地微笑着。正所谓一图胜千言，可以看出这幅肖像画恰好暗示了 Bruce 实现科学院使命的管理策略——轻松自在，这一点也许会让人忽视他12年任期内付出的艰辛以及取得的卓绝成就。

　　Bruce 的职业生涯对美国国家科学政策和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因此赢得了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2016年拉斯克·科什兰医学特别贡献奖。具体来说，他因“在DNA复制和蛋白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发现；富有远见地带领国内和国际科学组织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充满热情地推动科学和数学教育改革”而获此殊荣。在这之前，奥巴马总统2014年授予 Bruce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似乎预示了今年拉斯克评委们的决定。

　　目前，Bruce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担任科学与教育主席。多年前，还是哈佛大学新生的 Bruce 读到了 John Moore 1957年的教科书《动物学原理》。这本书描述生物学概念的方式很特别，与当时需要背诵记忆知识点（比如背诵物种或者身体部位的专有名词、详细的代谢通路等）的科学教学套路显然不同，它的思路广阔，充满智慧，似乎赋予了科学以生命。受此启发，Bruce 在他的博士研究课题中，选用了非常有开创性的模型来研究 DNA 复制的启动机制，但是此模型过于狭窄，他没能拿到预期证据，答辩委员会因此拒绝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足，并推迟了在日内瓦大学的博士后研究。

　　Bruce 从失败中认识到一点：生物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因此，一切特定的模型——无论乍看起来多么吸引人——都可能有误。于是他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改善了研究策略：有意识地开拓能推动知识前进的研究方法，而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模型。虽然Bruce仍专注于DNA复制机制的研究，但这次他没有去追求新奇的思想，而是开发了一种常规的技术。他选中了 DNA－纤维素用做亲和层析基质的捕获剂，这是第一种有此用途的生物分子，用于筛选鉴定可能参与 DNA 复制的 DNA 结合蛋白。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期间，他通过使用有复制缺陷的 T4 噬菌体突变体感染大肠杆菌，大量表达生产筛选出的 DNA 结合蛋白，并开发出了一种体外互补实验技术，把蛋白质纯化后，验证其在 DNA 复制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揭示它们的功能。

　　带着颇有前瞻性的研究计划，Bruce 开始了他在普林斯顿的独立研究生涯。本文作者之一（K. R. Yamamoto）曾在他的实验室做暑期轮转学习，后来有幸成为了他培养的第二个研究生。Bruce 对学生的指导既严谨又宽容，他充满活力的教育态度收效极佳。曾有一位一年级轮转的学生，改善了 Bruce 发明的收集噬菌体的方法，Bruce 因此安排他参加了著名的冷泉港噬菌体会议并做了会议报告。后来这位学生表示对真核细胞转录很感兴趣，Bruce 没有强求他继续做噬菌体研究，转而支持他并亲自参与了这个课题。这位学生在研究生四年级时找到了 George McGovern 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全职工作，Bruce 帮他跟学校请假，等他回来后又帮他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发表了唯一作者的研究论文。

　　Bruce 打造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研究环境，既保持高标准高要求，又充满乐趣和挑战。而且，Bruce 并没有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科研，他还创办了一个高中生的“兴趣日”项目，鼓励高中生们到普林斯顿亲自动手实践科学，与概念为主的课堂学习相结合，使大家渐渐认识到有效的科学教育既能培养高知人才，也能孕育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