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的这些年，Bruce 在方法学和实验上的贡献以及充满智慧的见解，加深了我们对 DNA 复制的认识和思考：包括 DNA 复制起始、延伸合成及其保真性等内容。T4 gp32 蛋白就是他分离得到的，他明确了该蛋白能在 DNA 复制过程中选择性地协同结合单链 DNA，并能在 DNA 聚合酶到达之前解开 DNA 双螺旋。在此之后，Bruce 又利用他的体外互补实验体系分离鉴定了6个蛋白因子。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实验室利用这些纯化的蛋白重建了DNA 复制过程，证明了它们是 DNA 复制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基于可靠的实验证据，Bruce 发现这些参与 DNA 复制的蛋白能形成功能复合物，提示在 DNA 先导链和后随链上发挥作用的聚合酶，以及其它相关酶和结构组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形成超分子的“蛋白质机器” 来驱动复制。

　　基于此，Bruce 证实了这种多组分蛋白质机器能自己组装成高级结构复合体，这正是 T4 噬菌体中同时进行的 DNA 复制和重组修复过程所需要的。这些发现促使他提出了新的概念：细胞可以被看作是一些大分子机器的集合体。根据工程学原理组装起来的各个大分子机器能够相互作用，发挥功能，也相应地受到进化的制约。这些分子机器参与执行细胞内的每项重大活动，特定的蛋白因子通过瞬时互作来驱动特定活动的（比如 DNA 复制的起始或延伸）发生。而不同分子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能将不同的胞内活动联系起来。Bruce 的这些发现在概念、教育方式和实验方法学等多个层面改变了人们对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认识。今天，蛋白质机器这一概念——由稳定的动态组分构成的能协同执行复杂细胞活动的复合体——已被广为接受，指导着多个研究领域的实验设计和研究推论。

　　凭借丰沃的科学智慧、一流的研究成果，凭借对基础科学教育的辛勤耕耘，以及对科教政策和实践的深刻洞见，二十多年来，Bruce 斡旋于科研、教育及行政事务之间，平衡三者，游刃有余。

　　在获得普林斯顿教职仅仅7年之后，Bruce 就接任了生物化学科学代理主席，由此开始展现他的平衡技巧。后来他搬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生化与生物物理系副主席。在这里，他的贡献催生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生物研究机构之一。

　　1985年，Bruce 被任命为系主席。那时他正开发一项新的实验技术，用于研究细胞骨架在动物早期发育中的作用。这次他选择了黑腹果蝇作为新的实验体系，这种模式生物有着深厚的遗传学研究基础，其细胞学和生物学特征的描述也着实经典。那几年，Bruce 研发并改善了一项新的技术，获取并分析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和中心体，旨在研究早期发育中高度动态变化的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功能组分及其相互作用。

　　1993年，Bruce 被选举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不得已中止了这项激动人心的新课题。在搬到华盛顿特区后，他不得不关闭了实验室。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主席，他的视野放眼全局，他追求的职业目标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个性：

　　“科学知识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诚信、宽容、尊重证据的科学价值观得以最佳体现；无论来源和背景，所有思想和观点都能传播和激撞。”——这就是他梦想中的国家和世界应有的景象。

　　任职期间，Bruce 致力于解决关键的问题，包括很多看起来充满挑战或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都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领导力去完成并取得了成果。他制定了美国第一个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并且帮助教师和学校实践完成；他通过启动著名的 Christine Mirzayan 科技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把年轻的科学家们带到科学政策制定的舞台，并监督出版了将近200项教育方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他出版了名为《超越发现之上：从基础研究到人类福祉的途径》的20项系列研究，并在华盛顿建立了 Marian Koshland 科学博物馆，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基础科学研究对社会的贡献。简单来讲，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教育主席”，他影响了整个世界。

　　作为全球科学和教育大使，Bruce 周游世界，与亚洲、非洲、中东、南美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政府和科学院建立了持久互信的关系。他协助启动了两个正式的组织：把不同的科学学会联系起来的“跨科学院小组”，同时也帮助建立新的科学学会；“跨科学院委员会”， 旨在动员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建议，Bruce 担任了其第一个十年的联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