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几位中国同学曾经试考过最低标准，但没有人真正通过。于是稍事准备后就打电话到朗道家里。考试定在11月11日上午，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室朗道自己的房间里。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前，拿一张白纸写了个不定积分，就到走廊中去同别人谈话。过一会儿，他进来从后面看了一下，看到已经走上正路，就说，够了，够了，又写了另一个问题。记得有一道题是要简化一个比较复杂的矢量分析表达式。由于我的数学知识基本上源于自学，解题实践不足，于是采取了最有把握的办法，把矢量关系全部用单位对称和反称张量写出来，再按爱因斯坦规则缩并指标。朗道看到以后，大笑了几声，告诉我怎样走捷径。

　　我事先从苏联同学处听说，同朗道考试，要看谁先说“再见”。如果一道题做不上来，你就得说“再见”，以后还有机会再试一两次。如果朗道主动说“再见”，那是个好征兆。我做了5道题后，朗道拿出三张打字纸，并且说“矢量运算您稍慢一些，不过会习惯的。再见”。那三张纸上印着接受其他各门考试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还开列了研读《教程》准备考试时可以略而不读的章节。那时，10卷《教程》还没有出齐，《物理动理学》（现《教程》第10卷）用的是古列维奇的专著。

　　1962年朗道受伤之后，讨论班停了约两个月，从3月22日起继续，不过朗道的座位始终空着。6月7日我考过连续介质电动力学。这时朗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已成定局，量子场论改由阿布里科索夫主考。原准备在7月间考掉这最后一门，但由于阿氏休假，推迟到9月20日才考完。以后就随阿氏从事研究。

　　未能由朗道本人把名字写进通过“最低标准”的名单，是一件憾事。因此，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朗道的学生。然而，趁年轻精力充沛，集中10来个月研读《理论物理教程》和通过“最低标准”，确实终生受益。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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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这篇短文，不能不对我国理论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历程有所思考。

　　朗道虽然可以称为天才，但他绝未独善其身，而是团结和教育了大批理论青年，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朗道学派”。同一时期在苏联还有团结在塔姆、玻戈留博夫等人周围的理论团队，他们的竞争和合作使得苏联理论物理学称雄世界数十年。在理论物理这样的精确科学领域，不会产生科学观点各异的学派；他们的差别在于个人风格和教育治学之道的不同。这种学术多样性的出现有其历史和当代的原因。

　　就历史而言，沙皇俄国的数学和物理已经相当发展，出现过国际知名的学者。朗道、塔姆和玻戈留博夫都曾受到前辈的提携。苏联的科学领导部门从来没有以“一刀切”的方式干预基础科学研究，更没有用“经济杠杆”来贯彻官员们的意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预算不受限制的单位，它的所长显然享有重要人事的决定权。苏联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时间从未受到政治运动冲击。朗道每星期四上午11点的讨论班，从1930年代到1968年，开奖，没有改过日期。卡皮查、库尔恰托夫这些学者的科学成就和道德品质都高大到足以迎着政治强风而为科学事业张开保护伞的程度。他们的个人勇气令人钦佩！我国前辈学者钱三强“解放生产力”、“举贤不避亲”，亦可与之比拟。

　　朗道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是少年“三剑客”之一，另两人是伊万年科和伽莫夫。评点相对论、切磋量子化，这三位本科生当时就颇引人瞩目。其中伽莫夫的科学天份或许并不逊于朗道，他在1933年趁出国参加会议而滞留于外，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身边已经不可能团聚大批有为青年。他和朗道同年辞世。盖棺而论定，其差别则明矣。爱国心显然是科学家的重要品格。

　　致谢刘寄星博士协助广为搜集资料，特别是关于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情况和朗道门生们的去向；他对全文组织提出过许多根本性建议。周海军和施郁博士对手稿提出过宝贵意见。本文插图全部取自俄国《自然》杂志2008年1月号。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载《物理》2008年第9期，经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授权转载。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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