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Tom Clynes

　　1968年夏日的一天，Julian Stanley教授遇到了一位天资聪颖却百无聊赖的12岁少年，名叫Joseph Bates。这个来自巴尔的摩的男孩在数学课程上大大领先于同班同学，因此，他的父母安排他在Stanley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课程。就连大学计算机课程也无法满足Bates。他远远超过了班里的成年学生，靠教研究生FORTRAN编程语言来打发时间。

　　他的计算机课老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便把他介绍给了Stanley，一位在心理计量学（对认知表现的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研究者。为了进一步发掘这位天才少年的能力，Stanley让Bates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其中包括SAT考试——这一般是16岁到18岁的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才会参加的。

　　Bates的分数远远高于Johns Hopkins大学的录取线。因此，Stanley开始为Bates寻找一所可以修读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本地高中。他没能找到这样的学校，便说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招生主任，让当年13岁的Bates作为本科生入学。

　　Stanley后来亲切地称Bates为他的数学能力早熟青少年（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 , SMPY）项目的“头号学生”。这一项目将会转变美国教育系统鉴别和支持高天赋儿童的方式。SMPY是一项针对智力资优儿童的纵向研究，是目前仍在进行的同类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这一项目在45年间追踪了5000多位智力资优儿童的职业发展和成就，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了成就颇高的科学家。从这一研究不断积累的数据中，已经产生了400多篇论文、几部专著，并为如何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的人才提供了重要见解。

　　“当时Julian想知道的是，我们该如何发现在现在所说的STEM领域中最有成功潜力的儿童，以及怎样让他们更有可能实现自身潜力，”Camilla Benbow说，她是Stanley的学生，现在是范德比尔特大学教育与人力发展系的主任。但Stanley的研究兴趣不仅仅在于天资聪颖的儿童，他还想开发他们的智力，让他们更有可能改变世界。他告诉他的研究生，自己的座右铭是“再也不搞干巴巴的方法论了。”

　　第一批SMPY项目参与者目前正处于事业的巅峰，这些资优青少年的影响力超过了同辈中的其他人，这一点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创新者中，许多人都曾参与过类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优青少年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的培养项目——Stanle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设了这一中心，作为SMPY项目的附属。这项目在早年鉴别并培养了他们的独特认知能力。起初，Stanley的研究和中心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前1%分数的少年开放。成就斐然的数学家陶哲轩和Lenhard Ng就曾取得过前1%的成绩，还有脸书创始人Mark Zuckerberg，Google的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以及音乐家Stefani Germanotta（也就是Lady Gaga）；他们都参加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心。

　　图片来源：K. Ferriman Robertson et al.Curr. Dir. Psychol. Sci.19, 346–351 (2010).

　　“这些人的确掌控着我们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一点，”杜克大学天才鉴别项目的心理学家Jonathan Wai表示；天才鉴别项目是资优青少年中心的合作项目。Wai整合了包括SMPY在内的11个前瞻性或回溯性纵向研究的数据，以展示早期认知能力和成年成就间的相关性。他说：“测试成绩在前1%的儿童往往会成为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财富500强CEO、联邦法官、参议员或亿万富豪。”

　　这一结果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即专业表现主要靠练习造就是截然不同的。相反，SMPY的结果表明，相较于有意练习或社会经济地位等环境因素，早期认知能力对成就的影响更大。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普遍将重心放在提高学习困难学生表现的同时，这一研究强调了培养早熟儿童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鉴别和培养高学术天赋学生的做法带来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给儿童“贴标签”的风险，天才搜寻项目的不足，以及用标准化考试鉴别高潜力学生的缺陷，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农村。

　　“我们在预测谁能攀上社会顶层上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于造成了低估被这类测试错过的孩子的风险。”Dona Matthews说，她是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发展心理学家，联合创办了纽约亨特学院的天赋学生研究与教育中心。“对接受测试的儿童来说，叫他们‘有天赋’或‘没有天赋’并没有什么好处。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伤害儿童的学习积极性。”

研究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