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这个NgAgo在论文报道的条件下，还真的“不好使”，不会是NgAgo这个蛋白质分子自己“闹情绪”吧？难道它不愿意像木心老爷子说的那样“你认真的勾引，我认真的失身”？还是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愤怒”？亦或是敌对势力通过“幽灵般”的“量子纠缠”遥远距离实施了干扰？前沿科技还真的接近巫术了？当然，这仅限于调侃，毫无证据，只不过为了开开脑洞，顺便捋一捋逻辑。看来，科学也的确不那么简单，贵圈还真的与娱乐圈不一样，玩的可不是套路和情怀、玩的都是满满的高智商啊。

有一种辩护性的说法是：这个技术还不稳定、需要优化，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在那篇论文中，关键的数据都已经声明是三次实验的代表性情况。那个时候怎么能够连续稳定呢？难道也不稳定，是多次数据之中筛选出三次数据？那也是作弊啊，那叫人为地“控制数据”。

危机还不仅限于学术。进入七月末，一方面，在学术诚信危机浮现之敏感时期，韩春雨博士对争议的回应出现滞后、失信等瑕疵，也表现出拖延敷衍之迹象，进而招致了进一步的怀疑和道义谴责；另一方面，在争议中韩春雨博士还连续地获得各种荣誉、奖励和资金支持，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公众异议，甚至激发了部分质疑者的愤怒；导致责任人（韩春雨）和责任主体（河北科大）出现社会诚信危机。学术诚信与社会诚信双重危机跌宕起伏、引发舆情发酵。质疑阵营夹杂着极端化的过度怀疑与有罪推定等语言暴力，挺韩派则充斥着着无知的保密论与愚昧的阴谋论。

让我们再次回到学术本身。自6月中旬到7月下旬，全球各实验室的NgAgo的重复性验证陆续传来坏消息，论文重复性危机愈演愈烈。论文结果的“不可重复”可以表明“他证”证明失效，大面积、大幅度不可重复更是近乎“他证”证伪，这种状态意味着出现“学术不端”嫌疑。但是，并不等同于已经认定存在“学术不端”，因为可能存在无恶意的误操作或者误判断。

怎么办呢？按照通常的学术规则和学术伦理，论文作者、特别是约定的责任作者（通讯作者）应该做出正面的和诚恳的回应，并主动开展“自证”，以便揭示真相并自证清白。这些“自证”措施包括：

首先应该公布原始记录和原始数据等资料，以便专业同行人士检视、质疑和研讨。除了常规的手写实验记录之外，分子生物学研究还会产生不少电子记录。分子生物学的很多实验需要生物技术服务公司的外包服务，一般情况下课题组会有相对固定的服务商，在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特别容易产生原始的电子文档。例如，引物设计一般采用电子邮件向服务公司提交，测序结果由服务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反馈。所以，有没有设计过那些质粒、有没有完成过那些测序，是很容易自证清白的。特别是，凝胶自动成像仪一般配套有专门的计算机，大量的图像文件会形成完备的电子档案，每个文档属性中对成像事件的记录是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的，对于同行们提出的论文中电泳图涉嫌人工PS修改的疑问，可以通过公布这些基础档案，直接给予回应，甚至可以说是回击。

其次才是在公开邀请第三方监督下，重复出实验结果。逻辑上，可由本人或者本人指导他人，实现“本人本地重复、他人本地重复、本人异地重复、他人异地重复”等几种方式中的一种。在质疑声中，证明清白，是最好的自我珍惜和保护。一个视“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急功近利”的青年俊才，怎能会不珍惜荣誉呢？

为什么说，这个重复实验的办法不是首选的办法呢？因为科学研究的竞争，是特别讲究时效性的，首创是科学家极为重要的荣誉。竞争之激烈，可以从几年前的CRISPR竞赛中看出端倪。詹妮弗杜德娜和卡彭蒂艾合作，在《Science》上发表了CRISPR的开拓性论文，这篇论文是于2012年6月8日交稿，2012年6月20日接受，2012年6月28日在线发表，2012年8月17日正式发表，这一重大成果的首次发表，奠定了其“基因编辑两大女神”地位，更是其诺奖呼声至高的根本缘由。而号称“基因编辑小王子”的张锋，他首次实现CRISPR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编辑的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于 2012年10月5日交稿，2012年11月12日接受，2013年1月3日发表（同日同期还有Church的相似论文），以上时刻，记录和证明了张锋在论文发表方面的领先（专利另论）；詹妮弗杜德娜的CRISPR编辑哺乳动物细胞的论文发表在《eLife》上，于2012年11月15日交稿，2013年1月3日接受，2013年1月29日发表。与张锋比，发表在同一个月、只相差26天，但詹妮弗杜德娜却失去了这个首创荣誉，两位科学大咖之间的竞赛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日期，是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科学竞赛，什么叫日新月异。也让大家感触一下科学家之间竞争的“惨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