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是报告了一种高效率实现基因编辑的新方法，其“工具属性”大于“理论属性”。对于这类工具性和方法学的研究论文，可重复性更是“命根子”。旋即，“命根子”却遭遇严峻挑战。该论文发表仅仅一个多月之后的六月初期，出现了不可重复的疑问，到七月底，发展成“大面积大幅度”不可重复的局面，疑问升级为质疑。

什么是实验的“可重复”？就是实验数据可以由发表者之外的同行，按照论文中描述的条件，再现实验结果。或者说，就是实验结果的“异地、他人”再现。而良好的再现，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可以再现那个“现象”，而且应该达到或接近那些“速率、效率、收率”等数量指标。对于基因编辑这样子的工具性成果，其实不仅要求在原条件下再现，还最好是在扩展条件下可行。必须再次科普一下如何评价一项技术的优劣：在实现同样的功能的前提下，越简单的技术越高级，而不是相反；越好的技术，对约束条件要求越宽容；鲁棒性（robust）越好的技术越受用户欢迎；可扩展性越好的技术应用范围越广、影响力越大。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技术，对实现它的外界条件极度敏感，稍有一丁点儿差异就会导致完全失败，那么，这样子的技术太脆弱，病怏怏地，没有什么价值。回顾一下CRISPR的快速普及历程，不难看出其简易性、可重复性、鲁棒性、可扩展性的巨大威力，例如，其应用对象从初始报道的酵母和哺乳动物细胞，迅速扩展到细菌、线虫、蝴蝶、斑马鱼、小麦、马铃薯甚至蚊子，其编辑对象也从“基因组”扩展到“转录组”甚至“表观组”。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课题组在一篇文章中解决掉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学术共同体可以通过竞争或合作，共同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完善，各自做出贡献，这个局面的出现，丝毫不削弱核心知识产权的价值，反而可以推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及学术共同体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但是，达到或接近这一理想状态的前提是：学术诚信！大家都不可以在发表的论文上作弊。只有这样做，才能最佳地平衡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所以，精确地说，韩春雨博士这篇论文不是遭遇了一般的危机、而是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危机严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大面积不可重复”，就是在“质”的维度上，大多数实验室的科学家不能重现NgAgo的基因编辑活性；另一个是“大幅度不可重复”，就是在“量”的维度上，按照韩春雨博士论文中的条件、甚至调整优化后的条件，可以实现的基因编辑效率近乎零，是“doesn't work at all”的状况，与论文中报告的效率相差甚远。要知道，基因编辑方法的效率是“命门”啊！比如说：CRISPR并非“开天辟地”的工具，在CRISPR之前，就有ZENF、TALEN等工具，然而在便利性和效率这些“量”的维度上，CRISPR更加优秀，方才异军突起。

如果在既定条件下，NgAgo可以实现基因编辑，但效率远低于CRISPR，就不一定能够在高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发表了也不一定受到业内的如此高度的重视。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仅是因为它报告了NgAgo可以完成基因编辑（质）、更是因为它报告这个工具的编辑效率很高（量）。

所以，对这篇论文的重复，也是有这两个维度的要求的。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前瞻性造假”，那么，质的前瞻容易实现，而量的前瞻就相对困难。进一步地说，假如出现了以下情形：“他证”证明那个NgAgo可以完成基因编辑，但是其效率大幅度低于韩春雨博士的报道，即“质”的角度证实、“量”的角度证伪，难道这篇论文就不存在作弊嫌疑了吗？上帝会撇一下嘴角说：还是作弊了；大多数人（包括现在的质疑派）会说：不会是作弊吧；极少数人会咬紧嘴巴咽下那口闷气。所以说，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前瞻性造假”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