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是的。当代人的人际关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工作的压力比以前大，生活方式更加机械化，这些现代化工业化的特性都可能影响我们的感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幸福感是在下降的。

　　赛先生：那幸福感强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彭凯平：首先，他的态度是更积极的，他不那么挑剔，不那么仇恨，而是宽容、理解和欣赏别人。第二，他的生命力更旺盛，愿意做事情，愿意行动，愿意交往。第三，朋友越多社会关系越强烈越好。第四，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的人。

　　赛先生：你在书中还讲到了文化碰撞的问题，你能说说和外国人沟通跟和中国人沟通在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彭凯平：这和语言、认同、熟悉程度和感情都有关系。文化认同感不同，沟通方式就不一样。

　　第一，如果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就有很多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因此沟通时可以谈评价、谈观念、谈个人喜好；但外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外人，和我们是没有文化认同的，所以沟通时要多讲证据，讲事实，讲一些理性的东西。

　　第二，和自己人在一起，很多概念知识都是约定俗成的，所以讲话时可以点到为止，可以旁敲侧击，但是对外人就必须把话说得特别清楚，特别全面，甚至是罗嗦。

　　第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辩证思维，比如阴阳、正负，凡事不过度，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西方文化强调直截了当，要把事情做到极致。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沟通。你看西方人不太喜欢讲笼统的大的宏观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宏观的事情，老外讲故事都是从一个具体的个案开始，我们中国人讲故事先从天下大事开始，先从国际局势开始，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四，西方人比较直接，我们则讲究委婉。这在心理学中叫做“高情境”（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境”。我们不光要关注别人说什么，更关注他是怎么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西方人则不太关注情境因素，他只关心你说了什么具体的东西。沟通时如果不注意这个差异，就很容易造成误会。比如我们觉得说话只要点到为止，听话听音，响鼓不用重锤，但西方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而且有误导的虚伪感。

　　赛先生：最后，请你谈谈为什么要写《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这本书？你对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彭凯平：这本书是我的随笔、感想、微信文章的汇集，此外还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我写这本书首先想对自己的思想做一个梳理，虽然过去确实一篇篇发出来了，但现在汇集在一起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全局的效应。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书当成心灵的伴侣，生活的伴侣，当成积极心理体验的载体，atv，可以经常看、经常体会，甚至当成是传递正能量的礼物。这样你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好书是需要分享的。

　　彭凯平教授是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的中国理事，至今担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他的教学广受好评，从2012年起连续五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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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先生由百人传媒投资和创办，文小刚、刘克峰、颜宁三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担任主编，告诉你正在发生的科学。上帝忘了给我们翅膀，于是，科学家带领我们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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