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小孩从小学越剧，春晚上听到家乡戏会觉得骄傲。50岁上下的人，但凡电视里出现姓任的，心里就挺高兴。有人路过安徽蚌埠，听说有个村子也有很多同姓人，相距50多公里，也一定要过去见见。

　　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最远道而来的，要属任伟永。他西装上衣口袋里插了朵红花，用家乡话站在台上发言。唱戏的丑角送他一个元宝，他回了一个大红包。

　　他今年40多岁了，21岁初到上海，做油漆工，熬了8年，东拼西凑了50万元开始做土建工程，自此发迹。开始给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捐钱，因此也在家谱中享有登上照片的权利。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他家的。对着文化礼堂，在屋里就能听见做戏的声音。建造三层小楼总共花了150万元，屋里装上了中央空调，65寸的电视，“家具都是从广州运来的。”任伟永的父亲任廷钰喜滋滋地带人参观新家，他穿着灯笼绒裤子和冲锋衣，比村里其他老头的腰板更直一些。

　　“现在有攀比了。”村里人说，这家盖了房子，那家就要盖更好的，再后来就要搬到县城里，“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任廷钰的房子有衣帽间、Hello Kitty公主房，有5间卧室，属于子孙，老两口则坚决不住进来，住偏房，“怕死在里面，将来孩子们害怕。”

　　儿子在屋里装了3个摄像头，远远俯视着大门口，让他身在澳洲也能看见爸妈的情况。“以前在生产队里面，跑也跑不掉，务农，放牛放羊，一个人没有出去的，现在跑来跑去，都跑到外国去了。”任廷钰出生于1948年，记性很好。

　　他没去过澳大利亚，因为坐飞机会吐。60岁的时候他坐飞机到北京，吐得稀里哗啦。“我儿子让我去外面旅游，我不要去，都是一样的。故宫、天坛、八达岭，都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不如家乡好，随便哪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好。”

　　任廷钰曾经跟随儿子去上海，居住在静安寺的顶层楼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空气不好，房子太高。乘电梯都会晕，乘公交车也会晕，找不到方向。”

　　他一定要回老家，说是叶落归根。他最喜欢去山上转转，景都看遍了还是要看。

　　山上种着茶叶，先人一步步开垦出梯田。现在村内家家户户有制茶机，茶叶是主要经济作物。任喜祥是村里少有搞长途贩运的人，如今也已近退休年龄。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去山东贩茶。没有本钱，借了2000元，扣掉50元利息，揣着1950元上了车。那时他胆子很小，开面包车走小路，怕被查税。时代刚刚掀起一块小口子，他冒冒失失的，至今也搞不清当初是不是需要交税。

　　钱是赚了些，但随着欠账增多，利润越来越少。打电话催债不给，人就得跑过去要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微信给你转账几千，要什么品种，马上发过去。”

　　在任廷钰眼里，时代流转最显而易见的参照物还是房子。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去世，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有6个弟弟妹妹，一家9口挤在3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艰难过活。

　　在任廷钰28岁时，他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4个兄弟一起用泥巴建的。48岁时，他用外出打工的钱建了3层两间的房子，用的是白灰，墙根裂了大缝，因为没钱，水泥用得少，也没钢筋。到了68岁，他有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几十年前大家盖房子帮来帮去的，现在一天需要120元的工钱。

　　“我小时候，村子只有现在一半这么大，全村一间新房子都没有。”

　　他记得1961年，村里饿死过人，树皮摘下，煮一煮，吃了。山上找不到青色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

　　磕磕绊绊长到19岁，在祠堂里半工半读。祠堂就在现今文化礼堂的位置，有16间房子大，“柱子那么粗”，任廷钰双臂围了个圆。雕梁画柱，每根柱子配有对联，大梁上有横批，挂有匾额。祠堂供奉着几千个牌位，每有一个人死去，牌位就多一个出来。

　　逢年过节，祠堂也照常做戏，吸引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当地的越剧伴着这些人的青春，如今他们成了爷爷奶奶，仍是喜欢天不亮就去文化礼堂抢座位，不睡觉也要听到天黑散场。

　　那时的戏台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五间大厅，前面中央戏台，两边道地天井，两旁是男女厢房，供老人妇女小孩病弱者看戏。戏台楼上是化妆室、休息室，楼下是厨房、商铺。戏台设计科学，中央上方有个八角音箱，演员唱戏时声音柔和动听，好比现在的立体音响。

　　这戏台先有绍剧《闯王进京》《牛郎织女》《木兰从军》，后有《智取威虎山》，全本《沙家浜》《奇袭白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