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方案是否符合“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是否“改建”了文物，现在仍在争议中。

　　合法之外，志愿者代表也不认同方案的合理性。

　　在志愿者看来，“高铁绕道进入车站”“选址新建高铁站”都能解决霁虹桥保护的问题。王宪民告诉他们，政府考虑过这些方案，可高铁不进城，就要调整哈尔滨的总体规划，重新选址建站就需要重新规划路网，“成本太高”。

　　“如果这样做，已经修好的高铁就全部废了。”王宪民补了一句。

　　不仅废了高铁，一份名为《霁虹桥周边配套道路疏解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霁虹桥配套的拆迁工程已经花费了2.4亿元。

　　“在中国社会的观念里，意义总是无法比拼价值。”这场见面会后，苏丹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的话。“效率、效益至上的时代，我们永远不会为思想、历史这些无法兑现的事物埋单。”

　　在他看来，对待文物的态度考察的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观。

　　“文物对历史的叙事是最有力的，它所营建的场域感无法替代，文物的实体也好、空间也罢，都是嵌入现实的历史碎片，世界上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是依靠这些碎片拼合着历史，引导着人们追忆历史。”

　　在那次见面会上，一个哈尔滨政府请来的桥梁专家夸奖哈市，“相比其他城市，哈尔滨简直是在 过度 保护文物，已经影响了经济发展。”

　　苏丹笑出了声，他说自己从没听说世界上哪个城市因为“过度”保护文物而没有得到发展，相反那些因短视而破坏文物的，最终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位于巴黎正中心的奥赛火车站，在失去功能后，最后改造成了著名的奥赛博物馆；法国政府对有20年历史的，或在国内外有过影响的场所，都树立标记予以保护；在杭州，为了保护广济桥，京杭大运河开辟了新航道；在湖北恩施，笔直的高速公路为一棵古树绕了弯儿。

　　苏丹还记得1984年到哈尔滨上学时，晚上在宿舍里听着有轨电车的声音，看着那么多欧式建筑、石头铺成的坡路，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抒情。

　　也正是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开始加速发展经济，欧式建筑被推倒，石头路铺成了柏油路。

　　“哈尔滨已经遗失了过多的碎片，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城市建设已经造成了太多无法弥补的损失。” 苏丹感叹。

　　苏丹大四的那年，哈尔滨标志性的老火车站被拆除了。那时他自己对老火车站的印象也是昏暗狭小，但现在他只能从图片里找到它的样子，感慨它的优美动人。

　　现在它被一座“后现代”建筑代替了。但苏丹记得，当时拆和建都是在一片赞美和期待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