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每家康复机构都有如此完善的康复机制。深圳、东莞等地虽然有本地的工伤康复医院，但通常接受的是病情较轻的工伤者，病情较为严重的一般送往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杨秀磊受伤后做康复的医院，属于东莞政府指定的工伤保险协议服务机构，但医院没有为他进行心理康复。

　　“很多医院在入院和出院时让工伤者做心理健康测试，有严重心理问题才会安排治疗师进行单独治疗，不严重的则集体接受治疗。”宋刚虎说。

　　职业康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016年，同耕跟进了17名工伤者的再就业情况，仅3人成功就业。

　　杨秀磊是其中一个，他在东莞市残联的帮助下顺利找到工作。东莞市残联就业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工伤职工可办理残疾证，残联根据职工的具体情况介绍工作，且残联每年都会在各个镇街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不过据《南方都市报》此前的报道，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接受针对性职业康复的比例也不到20%。该院职业康复科主任徐艳文对媒体解释，“一方面是工伤职工对职业康复的认识程度偏低，不知道在接受身体治疗的同时，还能进行职业训练；另一方面是担心接受职业训练后会影响工伤赔偿。”

　　部分工伤者甚至怕伤病减轻就没有拿赔偿的“证据”了。当社工提出要为工伤者杨诚忠筹钱治病，他不停地说，“我不要，我要工厂给我治病。”

　　2013年，因为工伤，杨诚忠的一条腿上了两块钢板。“过去我做焊工，工资高的时候一天300块钱，平时也有200块。”工伤后，他觉得自己再做不了“工资高”的工作，在东莞找了家工资不高的表壳厂工作。

　　因长期接触工厂的有害气体，杨诚忠的头发已经掉光。

　　4个月后，杨诚忠到安监局举报工厂，工厂被查封了。2016年8月，杨诚忠开始掉头发。

　　今年1月15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杨诚忠摘掉假发，露出已经掉光了的头。他的头部皮肤发烂，还有一小块发脓。

　　“新年愿望就是治病。”杨诚忠说。

　　不可触摸的伤口

　　在深圳，圆典工友服务中心的李松华发现，自己常去探访的几家宝安区的医院，收治的工伤者在逐年减少。

　　从事社会工作9年的宋刚虎觉得，东莞的医院也有类似现象。他认为工伤减少的一个原因是东莞的产业升级，“另外推行机器换人后，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201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称，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工厂外迁，“深圳正在告别断指”。同年，有媒体援引佛山市南海区人社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南海区年工伤人数在2009年达到高峰，而后以约10%的比率逐年下降。

　　但对一些已经受工伤的人来说，真正的“告别”有待时日。

　　2006年，16岁的郑芳玲从湖南永州来到东莞一家玩具厂打工，在工厂发生意外，右手手腕以下截肢。

　　康复后，郑芳玲尝试应聘十多份工作都没有成功，还被老板嘲笑“缺胳膊少腿”，只好回家休养。

　　2011年，郑芳玲在家人的支持下再次来到东莞，在电视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留莞工作。6年后，她只接受澎湃新闻的微信采访，拒绝面谈和通电话。

　　“年龄小、心大，不觉得（接受采访）有什么，随着慢慢长大，就越发脆弱了。”郑芳玲说，工伤和工作问题已经是她“不可触摸的伤口”，“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敏感，但我知道我是在坚强与脆弱间游走。”

　　郑芳玲觉得，自己的故事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美好或不美好。“至于怎么活着到现在，很简单，逃避、选择过滤负面。”路人回头看她，她就当作不知道，“时间久自然也就能坦然面对。”

　　“至于世俗，”郑芳玲说，“容不进就呆在自己的世界，时间久了也能找到平衡。很糊涂地活了这么些年。”

　　在55岁的冯铁山身上，倒是看不出工伤的痕迹。只有他那张“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书”写着：“2012年2月17日，高坠伤。”“脑震荡，颈椎外伤，多发肋骨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创伤性湿肺，脾脏挫伤……”“八级伤残。”

　　2013年12月25日的鉴定结果则为“旧伤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