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的残疾人不同，工伤致残农民工还是漂泊者。受工伤后，只身在东莞的他更想念在老家的孩子。孤独感、右手的疼痛、对未来的迷茫“压得心好重”。

　　认识宋刚虎和东莞同耕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后，王小勤了解过相关法律知识，自己也会算赔偿数额。但沉重的精神负担让他无心自己处理赔偿事宜，他便委托律师代理。

　　宋刚虎对王小勤请律师“感到失望”，他认为工伤者完全可以自己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独立和用人单位谈判、处理劳动仲裁或劳动诉讼。

　　“我们过去接触的工伤者里，那些独立处理赔偿事宜，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赔偿的，处理事情的能力会得到提升、心态会变得更积极，这对他们走出工伤阴影、重新融入社会非常有利。而且能自己处理也没必要出律师费。”

　　“唉，别说这个事了。”一提找律师的事，王小勤就打住宋刚虎。“我怕自己做不了啊，又怕繁琐的程序，宁愿多掏两万块钱律师费。”

　　去年在医院做完康复，他做了工伤鉴定，申请了劳动仲裁。受工伤后，王小勤经常失眠，仲裁开庭前一晚他更是彻夜未眠。

　　2017年1月14日，他和公司在仲裁过程中达成协议，公司向王小勤支付22万元。“今天挺高兴的。”王小勤说，“至少老板给你钱了，他要是拖你怎么办？”

　　王小勤说的“拖”，指调解不成，仲裁庭作出裁决，用人单位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松华说，部分企业故意用这种方式延长工伤者拿到赔偿的时间，增加工伤者的维权成本。

　　在宋刚虎接触的工伤案例中，有企业与工伤者进入“一调一裁两审”的两审阶段，大大延长工伤者拿到赔偿的时间，期间有些工伤者因为很难找到工作，又要应付官司，只能靠借钱度日或者去救助站申请救助。

　　尽管顺利拿到赔偿，王小勤还是时常叹气。“你就说我现在出去找工作谁要我？没人要我的，其实干活我还能干，我只是没人要，看你一个手残的谁要？”

　　康复之困

　　说到昔日在上海、河南、新疆和宁夏打工的岁月，王小勤颇为自豪，“我这个人手好的时候，我干什么别人都很喜欢的。最难做的工厂的活我都干得挺好的。还有拉铆，那都是技术工啊，他们老员工拉铆都拉不下去啊，你得把那个枪走平，他们打的那个铆钉都是偏着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也不管记者和来访的社工听不听得懂，“我过去也是矿上的技术工，你下去的话不是架棚子嘛，你架不好的话一放炮有震动，那个柱子打不紧的话，承受不住那好大的压力呢……”

　　说了好一阵子，他突然想到什么，消沉下来，“但是现在的手掉了，出去没人要。”

　　最初，宋刚虎和社工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工伤者处理治疗和赔偿问题，以及普及工伤预防知识。后来他们发现，随着相关政策和社会支持的完善，工伤者得到治疗和通过法律程序拿到赔偿并不难。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工伤职工在社保局办理工伤认定后，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期间享受社保支付的医疗费、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市外就医交通食宿费，因接受治疗而暂停工作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用人单位仍需按月支付。工伤医疗结束后，经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可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工伤补偿待遇。

　　真正的难题是心理康复、职业康复乃至重新融入社会。宋刚虎还记得，十年前自己在东莞一家鞋厂受工伤后，“虽然只是手指割掉一块”，麻醉药效消失后还是疼痛难耐。他躺在医院里整晚思来想去，睡不着觉。

　　“你在这个城市没有多少朋友，也不敢告诉家人，你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种内心的煎熬，没有受过伤可能没法理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康复医学的定义，康复包括旨在减轻残疾和残障的影响并使残疾人和残障者能达到与社会相结合的所有措施。工伤康复的内容不只有单纯的生理康复，还有心理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

　　成立于2001年的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是全国首家工伤康复医院。该院工伤预防科主管医师符传东告诉澎湃新闻，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帮助工伤者做心理康复，还有专门的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科。

　　除职业面谈、工作需求分析、功能性能力评估和职业康复训练外，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的治疗师及个案管理员还会与工伤职工的雇主进行沟通，帮助工伤职工重返工作岗位，因工伤不再适合原工作的，则帮助联络福利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等，帮工伤职工介绍工作。该院官网显示，82%的工伤职工经系统康复后能重返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