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外科的病房全是满的，过道里躺的都是人。”宋刚虎回忆，这是他2007年受工伤住到东莞某家医院后看到的情景。

　　那时宋刚虎刚刚来东莞打工，医院里有那么多工伤者让他吃惊。出院后，宋刚虎从事为工伤工人服务的社会工作，现在是东莞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宋刚虎回忆，去医院探访工伤者的头一年，是走廊最拥挤的年份。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企业关停，“（医院）走廊挤满人的景象看不到了，还出现了空床。”宋刚虎说。也是从那时开始，“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成为东莞经济发展的关键词。2015年，东莞财政局的一份报告指出，东莞推进“机器换人”、“两高一低”企业引退等措施，深化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用工需求减少。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东莞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于2014、2015年连续两年下降，其中2015年比2014年减少27.82万人。工伤的发生伴随用工量的减少而减少。2015年，东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减少5%左右，和参保人数的降幅相当。

　　转型升级，或会在将来让东莞告别工伤，但工伤农民工的隐痛至今没有消弭，他们面对伤痛的迷茫、挣扎或奋斗，亦映衬着这座城市在困境中求变的生命力。

　　不想照镜子

　　进入春节，连东莞商业体最多、人流最密集的街区鸿福路也变得车少人稀。一家互联网公司发布的大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期间，东莞有69.26%的人返乡过年，是全国最“空”城市。

　　“可能三五年内都不会回家了”，“不想见熟人，村里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2010年，杨秀磊在东莞一家染厂工作时，左手臂被布缠住，裹进机器里，整条手臂被分离为三段。接回去的左手萎缩，五指并拢。

　　“关节都没了，骨头都疏松了，现在都不敢摔跤，一摔跤就会断掉。”

　　出院后，他不想见人，厂里的人也不敢见。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厂里安排他边做跟单文员、边休养，他才开始见人，只是很少出厂门。

　　他把所有短袖扔掉，“就是夏天太阳再大我都没穿过，因为吓人。有时候我永远不想照镜子。”

　　杨秀磊的外貌和他的名字一样秀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见到他时，他身穿整齐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和保暖内衣。

　　受工伤后，杨秀磊的信心一落千丈。回厂里上班时，他身后坐着一个同是跟单文员的女孩。很多个早上，女孩给杨秀磊买早餐，他都直接还回去。有时女孩跑到他面前，突然拧一下他的脸就跑。等她再走过来的时候，杨秀磊冷冷地说，“走开”。

　　“因为我是残疾人，即使和她在一起了，以后呢？时间久了，人家感觉你这人挣不来钱，就会离开你的。”

　　亲戚几次给他介绍女朋友，让他回老家相亲，他都拒绝了。“以前可以轻松找一个工作，拿好几千不成问题，受伤之后即使能找到工作，工资也很低。人家看你手残疾了，撑不起一个家，不会愿意和你一起的。”

　　“村里有外出打工的带着女朋友回家，结婚生孩子，过了两年，女的嫌他穷就跑了。人家是正常人，打工挣的比我多，老婆都会跟别人跑，何况我一个残疾人呢。”

　　“我是残疾人。”“我撑不起一个家。”杨秀磊说话时，右手会不自觉地来回摆，被袖子掩着的左手却一动不动。

　　他常常失眠，“天塌下来了你还能睡得着吗，一辈子的幸福都毁了，你能睡得着吗？”

　　在厂里做了两年，杨秀磊25岁，觉得“岁数不小了，不能在厂里拿低工资做一辈子”，他想拿赔偿回家开店做生意。和厂里谈赔偿的事，对方计算的赔偿数额一直在变，且反复拖延。谈了8个月，他终于拿到16万赔偿。

　　拿到钱后，杨秀磊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东莞骑自行车回河南老家。他想释放内心的压抑，体验下“那种自由自在、花花草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