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店失败就去捡破烂

　　单手骑车的杨秀磊。

　　于是他改坐火车回家，到湖南长沙下车，逛橘子洲；到湖北武汉又下车，去了趟黄鹤楼；最后坐火车到河南南阳，在南阳市玩了几天才回到内乡县老家。

　　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住在县城里，不回村子。

　　“要是回农村别人会在背后议论你，‘你看这个小伙子，人家出去打工挣了好多钱回来了，他搞一个残疾回来。"有人把话传给他和父母。“太难受了，压力太大了。”杨秀磊说。

　　“对于曾经是家庭经济支柱的打工者而言，工伤后其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并不会自然改变，此时如何维持家庭运转都是问题，更妄论从家庭获得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何欣和吴蕾在《返乡工伤致残农民工生存状况研究》中说，“除家庭外，工伤致残的返乡者基本没有其他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即使是邻里，也因外出务工及工伤致残等原因而显得十分疏离。”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杨秀磊托了好多关系都找不到工作。“一个月800块钱的工作也不请你，老板说你手没了，干不了活，白吃饭。”

　　去年5月，杨秀磊回东莞找工作。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找到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得知残联要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杨秀磊决定去试试。

　　应聘了三家，两家有回信。

　　一家是物流公司，让他去试工做搬运。一只手干了两个小时，主管觉得他干活老实，又看他吃力，想让他去操作电脑。“我不会操作电脑。”“那没办法，你再找找别的工作吧。”

　　从物流公司出来是一点多两点。“当时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住到天亮要三十块钱，睡几个小时三十块钱太划不来了。”他在公司附近的草地躺下，一直睡到天亮。

　　另一家是超市停车场收费员，杨秀磊主动发短信给用人单位，请求对方给自己一个机会，最终得到这份月薪两千多的工作。

　　他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狭窄的单间，每个月房租加水电250元。走进屋里，一股潮味扑鼻而来。除去厕所，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衣服和锅具等必需品，剩下的空间容不下一张桌子。“自己做饭，一顿两块5毛钱，一块钱是电费。”

　　他在心里算得很清楚：再存两年钱，加上拿到的赔偿，就可以在珠三角开一家店。

　　“开完店我的人生肯定不一样了，我就腰杆硬起来了，找女朋友也容易多了。开店是我的终极目标，是我的使命，必须往那一步爬的。”

　　“找到工作是受工伤以来最快乐的事。”杨秀磊说。工作是他实现“终极目标”的通道。

　　“万一开不了，或者生意失败呢？”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atv，开店失败了，就等于破釜沉舟了，我就到日本去捡破烂。”他语气笃定，“日本是发达国家，工资肯定很高，工资高废品价格也高，这是成正比的。”他的表情竟是认真的。

　　王小勤喜欢拨弄他的假肢，那对他而言只是“物”。

　　在认识的人面前，王小勤总是面带笑容。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洗个菜、洗个土豆啊，眼泪就悄悄地下来了。”说话间，他看了眼自己那缺了三分之一的右臂。

　　2005年，学者谢泽宪发布关于珠三角工伤的调查报告，揭示出当时“密如蜂巢的制造业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大量的断手、断掌事故”，而超时加班和不重视安全生产是工伤频发的重要原因。

　　2015年，37岁的王小勤在车间加班操作冲床机，右手取料的过程中，一不留神碰到机器开关，机器压到他的右上肢。

　　“当时那个红外线他们给关了，要是开的话也不至于会出现这种情况。”工厂计件算工资，红外线安全防护装置会影响干活的速度，前面操作机器的员工图快，把它关掉了。

　　王小勤受伤昏迷时，要做手术没有家人签字，在保全手臂和截肢两个方案中，公司老板为他签字做了截肢手术。

　　感激老板之余，王小勤也很矛盾。“不知道（截肢）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要是有家人在旁边看，可以把这个手接上去的。自己一个人，反正也没有人操心，也没有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