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