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2013年4月24日,欧美同学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时代与未来三十年”论坛,《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Dr.Ezra Feivel Vogel)演讲并座谈。视觉中国供图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直播,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