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