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