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故事一一对应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讲话中概括的科学探索的三种动机：“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追求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

　　他说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因为急功近利不可能会有太多创造性。在科学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层次。

　　虽然难以抗拒制度的制约造成的尴尬，但他仍然很乐观：

　　“我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尽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学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写道。

　　【对话钱颖一】“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闻：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或时间点？

　　钱颖一：1998年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高校开始扩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启动985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扩招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质量上的诉求，最先支持北大、清华两所学校。

　　澎湃新闻：在国外求学、教学，当时是否埋下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钱颖一：还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国讲学，但是只是到清华当特聘教授之后才对中国教育有深入了解。不过，从2002年到2004年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大学历史发展的书。有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美国大学的经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时候看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领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少环节我是经历过的，比如国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组上市。在2004年时，我说过，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专门举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专业银行，后来是商业银行，后来重组上市了，它有一个改革过程。但是大学没有这个改革过程，体制上还跟（20世纪）80年代时的体制差不多。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来改变治理结构。但是大学不能引进外部投资者，大学也不能上市。

　　澎湃新闻：当时就有使命感要做教育改革吗？

　　钱颖一：应该说有好奇心。我1981年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82年到耶鲁大学读书，1984年到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在1983年在耶鲁时结识了吴敬琏。1988年暑假期间我不仅在北京的中关村搞调研，还去了在湖北十堰的二汽，沈阳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全面展开，我更是每年都回国，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讨论之中。

　　我在清华做特聘教授，就自然会对大学有近距离的观察，发现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又由于我有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历，所以就会自然思考大学改革的问题，希望能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获得启发。

　　澎湃新闻：你也说到，改革时代给予你机会，具体是什么样的机会？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教育发展是直接相关的。2005年中国GDP占全球5%，到了2015年就是15%了。经济发展既产生了对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经济发展又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资源。

　　澎湃新闻：什么激发你做教育改革？

　　钱颖一：我们这代人的改革情结是很重的。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学，直播，就是因为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召唤。经济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只不过是领域不同。我在院长这个位置上，就要做好本职工作，教育改革就是本职工作。

　　“干成了很多事，也有干的不彻底的”

　　澎湃新闻：这些年干成了哪些事？

　　钱颖一：有很多，突出的有MBA课程改革和招生改革，本科的通识教育。

　　澎湃新闻：干成了又退回去的呢？

　　钱颖一：比如，本科招生改革，干了一年就停止了。是这样的。我在2013年曾经推动了本科招生改革试点。在当时的自主招生的框架下，学院可以有0~60分的加分权力。我们先让两个老师对学生递交的材料独立打分，然后再进行笔试。笔试题目是很有创意的，比如其中一道题是，“如果30年后你被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请给自己写段贺奖词。”这是看学生的想象力。

　　试点一年后，由于国家对自主招生的政策调整了，所以就不能再做了。

　　澎湃新闻：干得不彻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