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郑清明和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女儿的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罗仙仙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郭利琴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背后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半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胎盘没有长在子宫的后壁、前壁或侧壁,而是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产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他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一天半载。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术后住ICU也成问题。”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