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诉讼是实际的决定，如果张思童选择用诉讼方式对抗大公司时，往往只能孤军奋战，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特别的一个

　　给钱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经常采取的公关策略，但这并不能完全奏效。推诿责任，以及对消费者的淡漠，有时恰恰会激怒会消费者。

　　2011年，罗永浩就曾因为投诉西门子冰箱质量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当众在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烂。

　　罗永浩愤怒的原因和张思童感觉被欺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一样的，三星中国声称是外力所致，而西门子当时否认质量问题，罗永浩和张思童对官方解释都不认同。

　　张思童和罗永浩类似，也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执一些，觉得三星公布炸机“外力所致”是一个虚伪的事实，他开始接触媒体，“有事找记者，开奖，只有事情闹大了，人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个采访后，他碰到一个号称是质检部门的人，要无条件的收走他的手机做检查。张思童让他出示工作证，对方说是保密单位，出示不了工作证，张思童问他你能出示什么？对方告诉他只能告诉名字是啥。

　　“我就告诉他，我的手机也出示不了你，也处于保密状态。”

　　在经历这样的事后，张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见他，他必须要看对方的证件，“有五六家媒体把工作证给我发过来，说我们替你维权，你安心上班吧。”

　　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这让我怎么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他也没给，“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我不放心，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

　　为了自证清白，央视记者走的时候，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

　　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张思童仔细一想，觉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辞职了，“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

　　10月6号，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 “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

　　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没有央视的话，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

　　没有办法，张思童决定再去问问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华北总部，对方却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电子发票照片要走了，给我手机拍了两张照片，然后不搭理我们了”。

　　他们说会和张思童联系，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他回复。

　　五、围观

　　最让张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而是众人的围观。

　　小时候张思童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有外村人来，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他们都会一致向外。他觉得起码中国 Note7 机主圈应该是这样一个村子。

　　去北京前，张思童联系到一位也炸机的机主，跟他说，我已经联系好央视了，给你报销车费路费，对方说不了，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三星给笔钱就完事，张思童让他再考虑考虑，一起站出来。见张思童那么坚持，这位也炸机的用户才说出已经把手机交给三星售后、拿钱私了的实情，“你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多拿一笔钱呢？”

　　张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我没想太多，你不来，我一个人吧”。

　　让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网络世界上，张思童见过要给他捐款的、要一起到消协维权的以及要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可他没见过这些人有什么实际行动。有 Note7 机主对张思童怀有敬意，想请他吃饭，张思童答应了，在约定地点等了对方两小时，结果一直没人来。“你来我请你都可以，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他又把这个人拉黑了。

　　有人给张思童出主意，让他带个头，带几位 Note7 机主一起行动。张思童说你们能找出五个敢来的人，我就敢带你们一起去维权，结果连五个人也没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