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992年生的张家伟来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的一家玩具厂做电工。入厂第二年，厂里引进了几十台机器，每台最多可完成原来10人的工作量。

　　对这个变化，张家伟没太放在心上。他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机器换人”这个词时，只觉得这跟厂里的机器有关，于是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报道。

　　又过了一年，一家本地的培训学校到厂里发传单，“机器人工程师培训”、“职业发展新契机”这些词吸引了张家伟，他第一次将厂里的机器与更好的未来联想到一起。

　　他报名成了学校机器人班的第一届学生。学费5800元，他怕学不会，和学校商量着交了2500元，想先上一半的课试试。

　　“机器人编程就像整个车间的大脑，学了它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张家伟满怀希望。

　　然而，他在第一堂课就受到了打击，“听不懂”。两年来，只有单休的张家伟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骑自行车去学校上5小时的课。同学从刚开始的两个变成七个，最后走剩两、三个，只有他一直坚持不缺课。

　　两年课程结束，他学到一些最基础的编程知识，却“画不出工厂需要的图”，改变命运的希望似乎泡汤了。

　　“没见过谁会讨厌机器”

　　在张家伟开始学编程的2014年，“机器换人”更频繁地出现于他手机的几个东莞本地资讯类微信公众号。那一年，东莞市在珠三角率先提出启动“机器换人”计划。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近年来不断增加，一份来自全球经济研究和政府企业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只比美国低4%。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利润空间的挤压，都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遭到蚕食。2015年11月20日，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记者招待会上称，广东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东南亚低成本竞争“两方面的挤压”，人口红利正逐步减弱。

　　东莞已连续3年每年安排2亿元预算资金资助企业实施“机器换人”。2016年1月26日，东莞市政府“1号文”再次聚焦“机器换人”，宣布全面实施“机器人智造”计划。

　　不过，“中国制造”长期实行相对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实行压低劳动报酬来保证高投资率的模式，使得许多企业对廉价劳动力心存执念。

　　成立于2007年的广东拓斯达科技是一家自动化系统集成商，其董事长吴丰礼觉得，9年前的自己像一个“机器换人”的“布道者”。

　　“我们不停跟企业讲用机器会带来什么好处。”

　　“结果呢？”

　　“10家有1家接受就阿弥陀佛了。”

　　头几年，拓斯达的业务员拿着资料给企业做宣传，对方的反应常常是，“来中国大陆投资就因为人工便宜，人口红利没享受到，在这投资有什么意义？”

　　“爱普生1983年就在全球销售机器人，但在中国一直没机会。”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区负责人李炎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了用人成本上升的问题，所以在2009年——”他快速做了个前进的手势，“我们很smart（编注：敏捷的 ）地跟上了。”这一年，爱普生在中国设立工业机器人业务部门。

　　2008年后发生了什么？

　　中智人力资本调研与数据服务中心公布的《2016年一线用工管理调研报告》称，2009年后，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密集地区开始大规模出现“用工荒”。东莞市人力资源局2016年春节后的调查显示，即使在推行“机器换人”的东莞，仍存在企业缺普工的问题。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无法为普工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

　　《财经》的报道指出，一般工业升级换代的需求及汽车行业投资的增加，构成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迅速增长的两大动力。2008年后，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速开始加快，并在2010年迎来首个爆发式增长。

　　也是在2010年，吴丰礼发现公司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公司以业务行销为主，后来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业务员去‘布道’，我只要找到专业人员为客户做专业分析就行了。”

　　吴丰礼坦承自己不会预测经济大势，但这位“布道者”还是迎来了机器人行业的春天。对机器设备，客户不再纠结“买还是不买”，而是来咨询“买什么”，即用什么样的自动化方案改善工艺、改造车间环境、节约人工成本、提升企业形象。客户数量也逐渐从以外企、大型民营企业居多，变为以中小企业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