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王洋(化名)对剥洋葱说,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8月29日,白银市人民路。2002年,一名四川籍女子在陶乐春宾馆遇害。之后,宾馆大楼被拆除重建,陶乐春宾馆扩大重新开张后也经历了更名。如今,大楼一侧还残留着“陶乐春”三个字。 新京报记者吴江 摄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 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 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 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疯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8月31日,白银市东山路一处居民楼。1998年11月,居民楼二楼的女青年崔某在家中遇害。新京报记者吴江 摄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atv,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他对剥洋葱说。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 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疑犯消失的十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 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 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噜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 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