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尽管中央政策在这一阶段从宏观上减弱了撤并动力，并为“撤点并校”持续降温，但实际上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撤并问题最突出的依然是小学为主体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甚至其撤并激烈程度远远高于以前。

　　尽管全国各地围绕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而发生的各种事件日渐频发，但真正促使全社会舆论集体反思，并加速中央政府下大力度彻底叫停全国大规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则是发生在2011年末的几起校车安全事故。公共社会舆论在对校车安全性展开集体追问的过程中，逐步将反思矛头上升到对“撤点并校”本身的质疑。中央政府颁布更为严厉的政策，以叫停地方大面积的学校撤并热潮。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农村中小学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就近入学的关系。

　　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首提要“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

　　2012年3月，针对直接的校车安全事件，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2012年8月，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确定寄宿制和非寄宿制学校的比例。

　　2012年9月7日，国务院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正式出台了对于后来彻底叫停农村学校撤并起到重要作用的文件——《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随后一系列更为细致的配套性政策文件出台。这些具体的政策文本更是清晰传递了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就近入学”的原则反对地方膨胀过度以至于早已偏离合理轨道的大规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通过经费保障、学校改造、师资倾斜、信息工程、督导检查等方法措施，长期保留并办好一定数量的村小学和教学点。

　　这真正标志着中国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具有明显的弱动力去开展新一轮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校车安全事故发生后，社会公共舆论也促使地方，特别是省级和市级政府采取措施急刹车。事实上，省级和市级政府在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中的工作职责和利益结构，使其可以相对较快地进行正常政策调整。

　　县级政府事实上是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最终决定者，并负有主要责任：县级政府需要将调整优化的中小学布局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的工作方案；县（市、区）制定的规划和方案要具体到学校、年级和班，严格按人口出生率变化控制年级数、班级数和班额；审批管理辖区范围内初中、小学的设置和调整。

　　事实上，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即便是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大力叫停乡校撤并的政策出台后，也具有内在复杂的强撤并动力：

　　一、从内部来看，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统筹等一系列如火如荼的中国教育改革和政策实践，使县级政府不得不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一石二鸟的办法，一方面以减少学校、教师、运行成本作为直接目的，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可直接节约地方财力开支；另一方面将集中的地方财力用于兴建教育园区或教育新城，此举不仅可以节约地方财力，还能推进实现本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发展，达至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城乡教育统筹，实现教育绩效；

　　二、从外部来看，撤并农村学校作为县级政府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柔性手段日益有效。教育园区或教育新城致“学校进城”的背后，是人和资本的向城性流动与集聚。作为拉动城镇化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撤并显然承载了县级政府更多的非教育意义。故在中央政府强力叫停，地市级政府着手恢复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的前提下，县级政府依然保有中度的撤并动力。尤其是中国西部人口大县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开奖直播们之前就因财力和人口等因素，推进农村大规模的学校撤并相对滞后，在城镇化作为地方重要发展指标的当下，撤并往往只能用隐性的方式来推进。

　　2012到2014年数据显示，全国小学数从2012年22.86万所锐减至2014年的20.14万所，小学在校生数从9695.90万人减至9451.07万人，专任小学教师数从558.55万人增至563.39万人；全国初中数从5.32万所减至5.26万所，初中在校生数4763.06万人减至4384.63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从350.44万人减至348.84万人。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为2.5%的情况下，全国小学数的减幅为11.9%，小学专任教师量则有0.9%的增幅；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为7.9%的情况下，全国初中校数的减幅为1.1%，初中专任教师的减幅为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