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阶段中，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为17.28%的前提下，小学数减幅高达33.86%，而小学专任教师数减幅仅4.6%；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仅为0.67%的前提下，初中数减幅为2.3%，而初中专任教师数减幅则达到了5.9%。

　　在该阶段，过去由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所带来的弊端已日益凸显：

　　一方面，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推进，使中央政府对地方实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提供了现实的奖励、支持和考核依据，省级政府得以迅速制定量化的硬文件指标，短期内迅速出台指标式撤并计划，从根本上使县级政府有强大动力展开锦标赛式的政绩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使具体治理主体在结果主义的目标驱动下，越过利益相关人的集体同意而单向度制定利己的撤并标准，一刀切和运动式的撤并，往往以村落社区和当事人或“不知情”或“精英动员”或“质量承诺”等方式推进，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撤并后一系列具体的现实弊端注定要日渐被直接当事人——学生、家长、教师、村民等普通个体、家庭所承担和吸收,如过度撤并的后果是使无法住宿的学生“上学距离过远”，从而直接增加其日常负担，且蕴含较高的安全与辍学风险、增加家长的额外开支、增大学校教师的风险责任和管理幅度等；对于能够提供住宿的寄宿制学校而言，因教师和生活教师编制不够，规训化、惩戒式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使住宿学生面临情感、心理、安全、营养与暴力等多重威胁，且开奖直播们多半为留守儿童。另外，撤并动员时政府、村委、能人、亲属等多重主体在村庄共同体中所作的教育承诺，在移居新学校就学后却发现往往见效缓慢或毫不见效——老师依然是以前的老师，教学依然是以前的教学，再加上现实村落社会中大量底层孩子在城乡一体化的教育筛选轨道中，被结构性的过早抛入社会，进而使村落农户家庭因承诺而膨胀的教育乌托邦想象不断被击碎。

　　2006年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逐步成为改革的主流，中央政府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将“单向度撤并”导向调整为适度“保留”和“建设”导向，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要改变“大撤大并”的过激方式，“方便入学”被作为布局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而被强调。事实上，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明显发现2006年后中央政府几乎再无对学校撤并的任何文本表述。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国家政策的核心精神是在适应城乡社会发展和学龄人口客观变化的基础上，以优先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为前提，合理布局农村学校，防止一刀切的简单“撤点并校”，规范布局调整程序，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避免因布局调整引发新的矛盾。

　　可见，中央政府对撤点并校的动力源已经由强减弱，这是“效率”导向到“民生”导向的治理思路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对农村学校撤并的彻底叫停，中央政府依然保留了“中等”强度的撤并动力。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保留并加强建设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但“必要”的认定标准却一直十分模糊，且对于“必要”的“认定权”和“具体标准”都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决断，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相互制衡的撤并程序和治理结构。

　　因此，尽管中央政府的撤并动力已经由强转中，但囿于地方政府现实的财力、管理和政绩考量，地方政府依然具有强大的撤并动力，在整个“中——强”撤并阶段的7年间，几乎无任何地方政府出台叫停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政策文件。

　　2006到2012年数据显示，全国小学数从2006年的34.16万所锐减至2012年的22.86万所，小学在校生数从10711.53万人减至9695.90万人，专任小学教师数从558.76万人减至558.55万；全国初中数从6.09万所减至5.32万所，初中在校生数从5957.95万人减至4763.06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从347.5万人增加到350.44万人。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仅为9.5%的前提下，小学数减幅高达33.07%，而小学专任教师数减幅仅0.04%；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为20.05%的前提下，初中数减幅为12.6%，而初中专任教师数则增加了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