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多种选择。如果这个隐含意思得到正确引导，发展出一种有预见性的“政治科学”的可能性，原本会比发展出一种经济科学的可能性大。然而，我们当然观察到，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确立的与合法的地位，成为了唯一具有真正预见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明显的悖论可用一种普遍性来解释，即：经济学家能把他的准则普遍用于评估个人选择的结果。由于经济学家有能力用“金钱尺度(measuring rod of money)”衡量许多结果，他就能对“一般的”或“有代表性的”人的行为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种行为，对于许多个人，都是出于自由的或自主的选择。只有通过这种对有代表性的个人做出预见的可能性，经济学才能成为一种有预见性的科学；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一个一个可以识别出来的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可预见的。

　　相比之下，正因为官僚等级制中政治人个人的选择不那么自由，对其行为的预见才可能更准确一些，远比预见市场中个人行为的准确性高。但是，还没有能让外部观察者用来检验政治行为假说的一般量化测度标准；也没有相当于经济学家的“金钱尺度”那样的尺度可用于官员的晋级提升。由于这些原因，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说在塔洛克的分析中就更加重要，而可用于量化计算的外部变量的缺失，也使反驳实证假说极为困难。为了提供帮助，塔洛克在此引入了一种简单的但被人忽视了的方法。他问读者，读者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会引导他去接受或拒绝这种有关官僚体制中政治人行为的假说。

　　塔洛克并不打算隐瞒他的这一看法：大型等级制结构是不必要的恶，是与好社会不相称的部分，尽管有些明显的例外。然而，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事实上，这已不只是主张，不只是个人价值判断的表达；而恰恰是重点强调了更多科学分析的必要性。我担心，社会科学家在分析还不该终止之前，就已经过于经常地引荐了一些明确的价值判断。当然，讨论最终必定要归结到价值观念。但是，当讨论进行到这一步时，讨论也就完成了。如果哪位懒汉学者从一开始就求助于价值观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诚恳的讨论中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塔洛克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官僚体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中的抽象人物已得到公认，即便这位参照政治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接受了自由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人们感到，这个世界难以想象，更不要说进行批评性的讨论和评估了。然而，外部事件迫使我们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自由订约的“同等地位的人”组成的理想社会一向是一部辞藻华丽的虚构小说。从所有实际意义上说，在这个政治、经济和哲学具有日益增多的集体化特性的时代，这种理想社会即便作为一种规范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面对如此现实，自由论者不必灰心丧气。20世纪的技术已经使小型组织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效率，而杰斐逊心目中的自由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然而，正如自由放任经济秩序的批评者曾经成功地破除了公众对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的信任那样，新兴官僚秩序的新的批评者也能成功地破除对政府官僚体制的仁慈同样天真的信任。塔洛克的分析，尤其会唤醒读者意识到大型等级结构的无效率，不管人们认为这些组织有着怎样的目的或目标。现在似乎还存在于许多人心中的政府的仁慈专制君主形象，实际上已经被打碎了。

　　当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理想秩序既不是赫伯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梦想，也不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W.H．费里先生鼓吹的仁慈专制主义的“法制下的经济”时，真正的社会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有可能开始了。西方的人们，还有东方的人们，必须明白，政府，即使是民治的政府，都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糟，甚至根本办不了许多事情。如果大多数民众（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所有社会的最高领导）能广泛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真正自由的社会，就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从而更好地组织人类活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可能还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摸索我们的道路。然而，确定无疑的是，人们必须坚信近代史中那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人，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我们抛弃或是忘记了这个发现，任由自己被巫婆神汉(false gods)拉上诸多通向奴役的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以上摘自《官僚体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