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需的研究经费或福利支票，并非得自官员的恩惠，而是得自他对自己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算计。

　　人在什么时候能面对一种自由选择？公路劫匪可以让旅游者在要钱包还是要命之间做出选择，可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选择。

　　一个卖东西的人遇到许多要买他东西的人，这时，他与这些买主就处于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中，任何一个买主都准备用已确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他的商品或服务。相形之下，想想吧，如果这位卖东西的人只遇到一个买主，不存在其他的买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就完全变成了“政治”关系。

　　——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作者）

　　人们必须坚信近代史中那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人，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我们抛弃或是忘记了这个发现，任由自己被巫婆神汉拉上诸多通向奴役的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布坎南

　　“我们每天的饭食，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得自他们自利的算计。”这恐怕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最有名的说法了。自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的恰当作用，就是他们一直在论证，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市场体制如何能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做到了，把个人的私利引导到除了满足个人自己的愿望外，还能满足多种愿望。到目前为止，由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已经能够驾驭人们对获取和自我保存的天生本能，依赖于高贵者的美德、恩惠和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已经降到了最低程度。恰如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非常雄辩地提醒我们的，这个事实给了经济学家一个存在的理由，而他的“大声警告”也必定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那些人还没意识到节制“爱心”的必要。

　　尽管有这类大声警告的存在（有些这类警告听起来就好像是赞扬的呼喊，令人感到奇怪），在上个世纪，出于若干原因，政界人士还是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负担加之于政治过程和政府运作过程。由于要求由政府来做的重要事情越来越多，大众对于单独的公共决策或政府决策的民主控制程度已经被逐渐削弱。实际上，西方社会只是在大众民主已经消失之后才获得了普选权。选民，即最高领导，必须在民主哲学家未曾梦想到的程度上，仅仅满足于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府的日常决策出自官僚体制中不断增加的维度。非政府和准政府的官僚体制一直与政府官僚体制相伴成长。现代大公司的行政管理等级制与联邦官僚体制之间的差异，比这种等级制与亚当·斯密所设想的自由订约商人的差异还要小。

　　“公共的”和“私人的”政府都在不断向大发展。这种历史趋势已经使许多懦夫学者陷入绝望，躲进一个虚无缥缈的虚幻世界寻求逃避。这种趋势也使许多“知难而退的( downstream)”学者对人的、个人的表面死亡高兴地窃笑。与他们不同的是，塔洛克却坚定地迎难而上，在本书中大胆地抓住了由现代官僚国家提出的棘手问题。实际上，他是这么说的：“要是我们必须得有大型官僚体制，至少我们应该让自己睁开眼睛，看看它的内部运行机制。人不能轻易停止存在，因为他身陷行政管理的等级制中。他仍然是一个个人，有着个人的动机、脉搏和意愿。”看来，这种对待事物的看法颇有道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没有几个官僚体制的理论家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研究的。许多的行政管理理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基于相反的观点，即人一旦置身于等级制中，他就变得像一部机器，一部忠心耿耿执行上级命令的机器，而上级的行为就是要让整个组织实现政策决定。塔洛克却把我们带回到亚当·斯密的说法，并重新措词，表述为如下话语：“我们所需的研究经费或福利支票，并非得自官员的恩惠，而是得自他对自己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算计。”

　　亚当·斯密和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受到指责，塔洛克也将受到这样的指责，说他们谈论的世界中只有恶人和不道德的人。人“不应该”要么“挣钱花钱”，要么“玩权术( politicking)”。这样的指责从未停止过，可也差不多毫无意义。有些社会批评人士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还拒绝让那些可能也不喜欢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去分析现实。对于科学家来说，分析当然必须先于开处方，而开处方必须先于着手改善。通往乌托邦之路必须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没有处置妥当之前，这条路就无法破土动工，不管对远处的描述有多美。塔洛克的分析就是尝试着处置现实中的“这里”——现存的现代官僚体制。他对在这种体制中行为的假设是从经验出发的，不是从道德出发的。他很愿意把他的模型交给读者和未来的学者去检验。事实上，如果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人，从他们自己职位晋升的意义上说，在遇到相应的选择时不是求“多”而是求“少”的话，塔洛克随时都准备承认，他的模型说明不了问题，不过是某种纯粹的同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