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综合制个税模式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林江说，美国的个税分为工资薪金税（payroll tax）和个人收入税（individual income tax），后者是对工资薪金以外的个人收入征税，比如买卖房产所得收入和财产转让收入等。而前者则是对于工资薪金，设立家庭免税额，允许多种抵扣。

　　所以，发达国家的个税对税收总额的贡献比较大，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发达国家个税占其税收总额约30%，美国达到50%左右。但在中国，国税总局官网的信息显示，2015年我国个税总额为8616亿元，占税收的比重只有6.3%。个税占税收总比重过低，使其无法发挥调节收入、解决分配不公方面的作用。

　　倪红日说，由于采用了代征代缴的办法，目前中国在工资薪金上的个税征管比较完善，但在财产性收入的征税上漏洞比较大。

　　财产性收入也叫资本性收入，主要包括房屋转让的收益，以及现金理财收入、股票证券等升值收益等。目前这些收入的征缴，除了房屋转让收益外，其他收入的征缴漏洞很大。所以，基于工薪收入的个税，成为目前中国个税的主要来源。

　　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是由单位代扣代缴的，单位不可能给员工“豁免”。但很多富人，比如企业老板，他们在公司不给自己开工资，或者开很少的工资，但其他很多支出都算到公司运营成本上，既抵扣了企业所得税，又少交或者免交了个人所得税。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等人做的统计显示，中国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纳税额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只有35%。而美国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纳税额占整体个人所得税的60%。

　　“这导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实质上变成了工薪税。”林江说，目前中国接近七成的个税来自中产。

　　改革的中间路线

　　家庭免税额的模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只能走综合和分类结合的中间路线。

　　过去几年中国个税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不断提高个税起征点。准确地说，是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起征点，从800元，相继提高到了1600元、2000元和3500元。

　　这样做的好处是，看上去是很公平，但这种做法难以持续，因为一旦个税起征点提到越高，个税的税源就会越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能就收不到多少个税。如果定太低，税务部门面临的舆论压力又非常大。

　　所以，每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都是一次激烈博弈。林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最近一次个税起征点调整为例，一开始财政部门提交的方案是3000元，国务院也认可这个方案，但草案公布后，舆论一片反对和质疑。最后全国人大通过的方案里，起征点提高到了3500元。

　　在不进行全面深入的个税改革的前提下，这一矛盾变得越发严重。从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就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个税改革开始从根本制度上着力。

　　在林江看来，中国个税改革选择“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中间道路，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完全走综合征收的路子，设立家庭免税额，就需要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且不说纳税人有没有这种诚信意识，关键是征税和查税成本会很高。自行申报纳税模式，意味着税务部门要放弃省心省力的代征代缴模式，转而直接面对纳税人。中国的税务部门面对个人征税的经验和能力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税务部门尤其是地税部门的工作压力就大。同时，还需要调整税收征管法。

　　林江说，在中国完全实行申报纳税是不太现实的。此前税务部门有个说法，中国目前有3亿个纳税主体，税务部门直接对着如此庞大的纳税人群压力太大，所以由单位代征代缴的办法可能会保留下去。

　　另外，以家庭为单位设立免税额，目前也不太成熟。它有赖于纳税人的诚信申报。比如有的人实际上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父母并不跟自己同住，但很可能申报赡养费用抵扣。

　　“家庭免税额的模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只能走综合和分类结合的中间路线。”林江说。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起草出一个个税改革方案，并提交了国务院。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