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拿过来后，王洪新按照合同里的约定，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因为当地水源充足，集中上来的土地大都被用来种植水稻，王洪新最终决定通过增加土地的附加值来增收。营养丰富的黑土地，在公司施用有机肥，不打农药，人工薅草等方法的改良下，土壤肥力达到了有机标准。获得第三方评测机构的有机认证后，这片黑土地上产出的水稻价格大大提高。

　　王洪新也从实践层面总结出自己的担忧。“民间资本纯粹以商业目的进入农地市场的话，追求效益、产量的公司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壤造成破坏。”他说，此外，就舒兰当地而言，每年秋收后土地冬季会闲置，经营者应该将土地仔细翻一遍，将土壤中的害虫、无机物等除掉，以保持地力。而现实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做不到这一点。

　　2016年10月30日，上述《意见》下发，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被确认、完善。“这一政策彻底化解了土地流转经营者和资本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孙国贞认为，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土地得以集中起来才具备经营价值，踯躅观望的各路资本得到了政策松绑，才敢于下乡投资。他指出，只有与资本的结合，农业才能化解资金瓶颈，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

　　从合到分

　　“建国初，中国的耕地是村集体所有，集体耕种。”坐在家门口小板凳上，安徽小岗村严金昌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壮举。

　　1978年，集体“大锅饭”的生产机制已养活不了小岗村民。连年挨饿的严金昌等小岗村18个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在一张承包土地的契约上共同按下了“血手印”，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至今严金昌仍然津津乐道。“大包干”使土地的承包权率先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一家一户生产能激发出农民打粮的自主性、积极性。以往每年粮食都不够吃，可“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每户除去口粮外还都有了余粮。

　　可是，为了防止城市物价飞涨引发通胀、保证中国工业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中国工农业长期存在巨大的剪刀差将农产品价格压抑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0年前，种一百亩地的收入买不了一台彩电，如今一亩地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台，可见当时的剪刀差有多么大。”凤阳县一位农业老干部如是说道。

　　从2000年以后，年迈的严金昌感觉到，村里壮劳力进城打工的人数逐年增多，甚至自己的孩子们也不愿在家里种田，纷纷跑到广东、江浙一带大城市的工厂打工。当全国进城务工者形成了庞大的打工潮，农村耕地开始撂荒。国土部门苦苦坚守18亿亩土地红线似乎也失去了意义。

　　30多年来形成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业模式一旦被革新，土地或将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可一旦改革方案有缺失，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随着全国各地大面积土地撂荒现象的滋生，一方面土地开始在农户间自发转包，一方面政府也开始组织试点。2010年，国土部在全国选择了嘉兴等8个地市先行试点土地流转，尝试将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使荒芜的土地有人耕种。全国先后涌现出土地流转的“嘉兴模式”、“枣庄模式”、“肇东模式”等。

　　截至2016年6月，中国2.3亿农户中流转土地农户超过了7000万，比例超过30%，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这一比例更高，超过50%。难怪连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感叹，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各地在探索的不同土地流转模式，实际上是走在国家政策之前。”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在调研中发现，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因为国家没有明文规定，一些投资者觉得伸展不开，甚至是政府召集开会时，实际操作中的创新模式不敢去谈，担心和国家政策不一致。”

　　终于2016年10月30日，中央政府下发《意见》，中国土地“三权”分置正式确立。原来政府默认或鼓励资本进入农地流转，但一直未明文确定，两办的《意见》出台后，给承包土地的各路资本吃了一颗“定心丸”。

　　新的矛盾

　　“人—地”是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涉及亿万农民的生产、生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各地自发或有组织的改革试点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涌现出诸多新的共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