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昂张恒

　　当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渐消之际，“土地红利”开始得到释放。

　　土地改革向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有人说，没有建国初期的“土改”，就没有新中国前三十年稳固的政权；没有“大包干”释放出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近三十年粮食安全的保障、工业经济的崛起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就。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宣告着一场新的土地革命以及城镇化全面拉开帷幕。

　　正在进行的中国城镇化改革是对中国农业和工业、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统筹性的再安排——农业将由一家一户的分散耕种转向规模化的集约经营，从土地中释放出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被引导进入城市、城镇，变身为市民。

　　在这一宏大的变革中，土地的“三权”分置则是一切的基石。

　　资本的松绑

　　近日，山东青州南小王镇村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孙国贞正在酝酿流转1万亩耕地，与中信信托合资注册一家新公司，建设一个蔬菜的产供销一体化项目。

　　从2013年12月起，该合作社就与中信信托签约，共同推出土地经营权流转信托项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一期将流转何官镇南小王村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1850亩土地，流转的土地在金融资本的帮助下第一次成了一款金融产品——“中信信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

　　这是中国第一批土地信托产品，其中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到合作社，中信信托与合作社签署委托经营服务协议，再由信托公司转交由专业种植公司集约化经营。在这种设计下，孙国贞的身份也从理事长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只需在当地寻找土地资源，保证连片流转，更像是一个土地中介机构。

　　“由于农业大棚技术的逐渐成熟，蔬菜种植基本不受天灾影响，能够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回报。”孙国贞盘算道，“一亩农业大棚的投入约为7万多元，一年种子、农药、化肥每亩地投入约1万元左右，雇工一人开支为3.5万元，每亩大棚每年产值约在15万元，净利润4万元。”如此算来，投资利润率约为20%以上。

　　农业生产周期长、回报较低，但收益稳定；金融产业周期短、利润高，却风险巨大，二者能够相互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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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来，中信信托的介入，帮助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带来了最为稀缺的资金、技术。

　　山东青州、寿光一带农户普遍种植大棚蔬菜，种菜收益数倍于种粮，由此这一带土地也堪称中国流转成本最高的地区，每亩在2800元，土地集中耕种的投入也最大。流转1850亩就高达500万元，一般农户根本无法负担。此前，孙国贞曾尝试着从金融机构贷款，但当地银行普遍规模较小，放贷额度最多也只有数十万元。

　　不过，孙国贞坦言，双方坐在一起开会时却始终存有一种担忧，土地信托最大的就是政策风险——土地流转、集中始终尚在各地试点，并未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金融资本抢滩农业，中央政策会否支持？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蒲坚在其著作《解放土地》一书中就曾对农地信托项目风险有着这样的认识，“若因国家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或政府原因导致信托计划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征用，信托计划将提前终止，可能会对信托收益权产生不利影响或经济损失。”

　　直到近期土地政策的走向逐渐明朗，中信信托开始与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策划一个更大的项目。

　　晟丰土地股份合作社计划在周边流转1万亩土地，以土地入股，中信信托将出资2亿元，以现金入股。双方将共同注册一家新公司，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投建仓储、冷链物流，预计届时每天将向浙江供应十万吨蔬菜。

　　与中信信托的信托模式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一大批民营资本直接以公司为主体，渗入乡村的田间地头。

　　今年46岁的王洪新，在吉林省舒兰市莲花乡、白旗镇、平安镇、新安乡四个乡镇的12个自然村，已流转出约2万亩土地。王洪新是舒兰市洪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开始，j2直播，他和一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由他出面进行合同签署、土地丈量，发放租金、后期运营等一系列工作。

　　王洪新是和当地的村委会签的合约。村委会召集农户签署委托协议，王洪新的公司和村委会签署流转合同。他提供的单价为1200元左右，因为当地每年种植一季农作物，农作物年产量有限，这样的价格曾引起小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