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满足上述报审要求，央企攀钢同样付出了巨大努力。在1999年《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政策出台之前，包括攀钢在内的多家企业便开始筹备债转股，频频“吹风”。

　　当年为了赶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完成申报材料，攀钢财务负责人和国家冶金局领导连夜加班，直至凌晨才把材料做完，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的部门意见，同时配合繁杂的其余附件材料，方才上报国家经贸委。

　　对于第一轮申报债转股的企业来说，攀钢由于其当时在业内的重要地位，较好的管理成绩等因素，成为经历流程审批相对迅速的企业，即便如此，从前期筹备到正式入围，前后也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周期。

　　当年与攀钢一同进入首批债转股名录的还有天津无缝钢管厂，这家企业国家初始投资一百多亿元，没有资本金，1999年经过债转股的周转，顺利转了40多亿元。

　　最终，按照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的规定和操作程序，国家经贸委向有关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首批就推荐了601户实施债转股的企业，拟转股金额达4596亿元。

　　在行政审批层看来，这些企业大多是产品有市场、技术水平高、管理基础号、领导班子强、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即可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较快地摆脱目前的困境。

　　据统计，三年脱困期间，在债务重组方面，国家共下达国有企业政策性兼并破产项目1718个，大中型项目1504个，共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261亿元。截至2005年6月底，除了军工改革脱困企业外，经国务院批准债转股方案和协议的企业共有561户，转股额3796亿元。其中，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组建新公司的企业有444户，占国务院已经批准企业的79%，涉及转股额2547亿元，涉及职工400多万人。

　　周家琮认为，首轮债转股申报的流程中，政府主导、层层审批、多方博弈，尚难做到完全市场化的公平合理，也难免个别寻租和内幕交易。何况，获得债转股政策支持的，只是特定时期内的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是当时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既缺乏普惠性、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他表示，最要害的问题，是债转股对国企的转变机制、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没有实质性的促进，反而掩盖了企业的部分内在问题。一些本应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企业今天不少沦为僵尸企业，甚至出现在要求再次债转股企业的行列中。

　　退出：多方股东利益的博弈

　　中国历史上首次尝鲜的债转股，给企业带来了什么？

　　对于北京水泥厂来说，债转股对其扭亏脱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其贷款利息大幅度下降。转股后企业每年支付的贷款利息比债转股前下降了80%以上，并逐年下降。而且，企业财务结构渐趋合理。企业资产负债率由原帐面的80.1%下降为29.9%。债转股之后，北京水泥厂扭亏为盈。2000年实现利润1542万元，2001年实现利润3514万元。

　　对于攀钢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从审批通过开始，每年便减少大概3-5亿元的负担，前后一共减负十余亿元。

　　详细数据看，自从2000年7月，攀钢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股权协议》后，atv直播，攀钢公司便出资54.5亿元，开发银行和信达公司分别以其转股债权的31.5亿元和15.23亿元相对应的资产作为出资，并于2000年12月22日组建成立“攀钢有限”。

　　随着攀钢债转股方案的实施，攀钢有限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攀钢的资产负债率因此由1999年底的69%下降到39．2%，大大缓解了由于前述二期工程建设背负的沉重债务包袱。

　　但是，债转股在长期的操作周期中，尤其是后期股权退出过程中，遇到了多方股东的利益博弈。

　　一名传统制造业企业原负责人表示，当年自己所在企业便是获批开展债转股的单位之一，债转股后引入了新股东，其中包括银行派来的人员，但是，由于行业壁垒，部分新股东对于行业管理、企业投资决策等专业内容并不是十分了解，有时候召开债转股相关会议时，新股东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持保留意见，影响企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