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以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大致在30%左右。第二年，中央决定将财政拨款改为贷款，即拨改贷，目的是使企业直接承担还债压力，从而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但是，这一原本出发点是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新建企业资金来源全部是贷款，其中包括拨改贷（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资产负债率100%，企业没有资本金；原有企业新建项目的资金也全部是贷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迅速增加。

　　当年的改革亲历者之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此有着直观的体会：“企业还处在建设期，就背上负债，好比小孩刚出生，还没有自理能力，就让他去给父母干活。所以后来的债转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对1984年拨改贷政策的拨乱反正，这才是真正的政策背景”。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市场短缺以及供不应求，国有企业大量借贷进行项目投资，尤其是1992年以来，企业的大量项目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更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主观原因。

　　以攀钢为例，当时在攀钢二期工程投资概算的100亿元资金中，除国家投入1亿元和攀钢自筹1亿多元外，其余全由企业举债。这使攀钢资产负债率由二期工程前的11%猛升到74．8%，每年要支付的利息高达15亿元左右。事实上，攀钢当年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不是个例。

　　周放生打了一个比方，这好比是一面硬币的两面，二者同为债转股首次诞生于中国的缘由。

　　1999年债转股政策应运而生。当年7月30日，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经贸产业[1999]727号），表示将由国有商业银行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处置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同时为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实行债权转股权，企业相应增资减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事实上，在债转股政策出台之前，决策层相关人士曾考察国外经验汲取营养，有所区别的是，当时国内的债转股属于行政行为，国外债转股是通行的市场化行为，并非政府行政命令，二者有本质区别。

　　相同的和不同的

　　行政管控的痕迹渗透在1999年债转股的多个环节中，并不是每一家想债转股的企业都能如愿。当年的债转股企业筛选与操作流程，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批规范。

　　据了解，开奖，当年只有“产品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工艺装备为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债权债务清楚，财务行为规范，企业领导班子强，董事长、总经理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才有入围的可能。

　　这一点，与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中对于债转股企业范围的要求有相似之处。

　　最新出台的上述指导意见要求，这一轮市场化债转股对象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发展前景较好，具有可行的企业改革计划和脱困安排；主要生产装备、产品、能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环保和安全生产达标；信用状况较好，无故意违约、转移资产等不良信用记录。

　　北京水泥厂是符合1999年债转股申报条件的企业之一，也是签署全国首例债转股协议的企业。1996年，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水泥厂竣工投产，但由于建设所用银行贷款利息过高，所借建行5.25亿长期贷款（本金）至1999年9月债转股时本息总额已达9.88亿元，造成企业债务负担过重，企业出现连年亏损，至债转股前企业每年亏损1.1亿元以上。

　　1999年9月，原北京建材集团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经过协商，在京签署了全国首例债转股协议。根据协议，将北京水泥厂欠中国建设银行的长期贷款本金及利息6.88亿元转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份，留下3亿元债务由新设公司承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1999年的债转股要求，各省经贸委需要根据政府规定的条件选择债转股企业报国家经贸委；国家经贸委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后，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债转股企业的建议名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建议名单中的企业经过独立评审，确认事实债转股的企业，与相关企业签订债转股协议及实施方案报国家经贸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认的企业，债转股的方案，联合进行严格审核后报国务院。国务院批准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