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1999年的一天，在国家经贸委的楼道里站满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国企的相关负责人，排队的人群熙熙攘攘，站满了不止一层楼。

　　这些人中，不乏央企的总会计师，或者其他企业高管。他们面带焦急与期待，怀揣自己所在企业的债转股方案，以及其他厚厚的附件材料，来谋一条“好出路”。

　　由于前来申请债转股等国企解困政策的人员数量较多，北京通州的一幢地方驻京办都被临时用作办公用楼，在这幢别墅内，时常灯火通夜不熄，国家经贸委的相关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债改股等国企解困工作。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GDP连续下滑、通缩步步紧逼的艰难困境，大多数国有企业亏损不断、负债率高企，债务危机如影随形。危局进一步向金融体系蔓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不断飙涨。看起来，当时的中国经济危机四伏。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企负责人挤满了1999年的国家经贸委——中国首次债转股操作和运转的中心。

　　彼时，“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实现债转股企业扭亏为盈；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实施债转股的三个目的。其中前两个是为着现实突围的眼前目标考量，而后一个则是根本。从决策层到负责债转股实施操作的政府部门都知晓：唯有彻底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国企乃至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17年后，债转股再次站到中国经济前台。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指导意见》（以下称“《意见》”），宣布中国正式启动新一轮债转股。“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降本增效”等，尽管提法表述不同，但核心目的并无太大区别。

　　2016年的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与1999年相比，已经具备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数量更少但资产规模却更大国企，内外环境也已发生巨变。这导致，此轮债转股发起的背景和着眼点又与第一次有诸多不同。眼下中国经济依旧面临下行压力，一场决策层主动为经济换挡发起的、挑战重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谨慎推进，传统产业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债务问题突出，国资国企领域、金融体系等诸多领域亟待突破性改革。经过十多年兼并重组的国有企业整体资产规模更大，看似竞争力更强但内部机体有待改造，尤其是钢铁、煤炭等行业里的一些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危机频频，并影响到了银行系统。但经历过十几年构建的金融体系层次已经相当丰富，债券操作经验也已不少。

　　从最终出台的《意见》看，政策制定者对新一轮债转股面对的诸多核心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意见》对市场化的操作基本原则，可参与债转股企业的类别划分标准，债券、股价的确定标准、以及退出方式等方面都予以勘界确定。就顶层设计而言，新一轮债转股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思路，相比第一次已经进步太多。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问题和隐忧依旧存在。曾亲历过上一轮债转股的攀钢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认为，如果没有对上一轮债转股的反思和总结，加上缺乏监督，那么走弯路的概率就会提升。

　　现在，随着《意见》的下发，新一轮债转股正式启程。17年前，在那些参与了首次债转股的企业、政府、银行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名改革亲历者对自己当年在国家经贸委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1999年搞债转股是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专门负责这件事，来报送的企业非常多，企业都想债转股，都来跑这件事，竞争非常激烈。在企业眼中，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攀钢集团便是争取到好机会的企业之一，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入围并实施了债转股。该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认为，从企业角度看，当年债转股给攀钢带来了“相当的好处”，贷款利息不用付了，还本压力大幅减少，每年财务费用一下子就少了好几个亿。

　　17年过去后，部分国有企业再次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包袱，面临着沉重的财务费用负担。债转股，再次成为这些国有企业的心之所向。东北一家困难企业负责人便是如此，他认为的脱困办法，“很简单啊，国家把所有的债都给我减了，不就脱困了吗。”

　　在周家琮看来，2016年刚刚启动的债转股和当年的背景大不相同，首先是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同。当年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刚刚形成，市场环境、政策法规远不完备。在企业困难的原因中，历史沿革和外部条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上述“拨改贷”造成的企业发展资本金严重短缺。但是，这一轮企业债务危机，主要是企业的内部决策和管理问题，特别是经济过热时期的盲目扩张所致。

　　拨改贷，当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推行债转股的前期重要政策背景。